序 大约有四年了吧！从学习《孔子研究论丛》开始学习，一直到现在准备注释《论语》。或许是自己学习时间短，还是下的工夫不够，学到的东西少而又少，至于出书成集则是万不可想的。今年元月李梦痴兄在与我谈论《五元丛书》时，我便十分赞成。古人有句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们几个人写这些不仅是为了自己，主要是对自己多年来学习的反思，为传承传统哲学尽一份心，也是对多年来关心支持我们的师友的一份回报。
刚接到任务，就有一个难点，如何使这个小册子通俗易懂，如何能在短短的几万言中把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勾勒出来。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程朱理学冯友兰”一系的，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是夸大了，不敢妄言自己是这一“门派”的，但话又说回来了，冯友兰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个影响也不是说我继承，而是对我内心的触动。所以写这个小册子，如何能通俗，如何勾勒出来，有很明显的这一思想痕迹。对于通俗的理解，我认为不是单单指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明问题。对于每一个人，只要是讲道理，从根溯源，找出他们认识的根源，经过推导是可以引导的。我前几年，听一位老师讲哲学，讲到精彩处，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你虽然说的很好，但是你说服不了我。我当时想，这不是说服不说服的事，哲学的深层次东西不是来说服人，而是你不得不信服它，从来没有那一位哲学家对着大家"拍卖"他的"产品"。这样来写才是通俗。
在这个小册子中，这算一个特点吧！另外还有两个特点。
在整个小册子的编写中，我是本着孔子生平来写的。《论语》中有孔子自述的一段学习经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为什么本着这个来写哪？多年来，我读有关古典哲学的书籍，发现其中论述比较多的是哲学家的最终思想，至于如何发展到这个阶段，这些方面论述的很少很少，这对于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他做人的道理，或真正理解他的哲学内涵是有害的。孔子也是这样，他的思想是如何从礼到仁，以至于将仁发展起来，这个过程，也是应该让我们了解的。这样写对我们学习孔子思想，如何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是很有帮助的，也是把一个真实的孔子交待给大家的一个步骤。所以，写这个小册子，是通过对孔子家世以及少年孔子、出仕孔子、周游列国的孔子、晚年孔子等的系统阐述，并把孔子平生最为重要的两个哲学概念“礼”与“仁”加以阐释，这样在了解孔子生平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也就是这本小册子的另一个特点。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对孔子思想境界的论述。以前我写过几个帖子谈金岳霖先生在伦敦剑桥大时学讲的，哲学是概念的游戏。冯友兰先生认为这句话里有深刻的东西存在，就是哲学家应该身体力行，不是从字面上来解释哲学，而是要从实践中来，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学说，他要求通过自己内心的修养而达到与社会协调，与天同齐。我认为冯先生讲的很有道理，无论是传统的儒道释，还是讲今生讲来世，都是说人与社会如何，就会在今后得到怎样的结果。金岳霖先生的话也正是中西哲学的一个差别。西方哲学很注重逻辑关系、重要命题。在中国也有著名的“白马非马”说和“墨辩”这样优秀的逻辑思维思想，就是宋明理学家的思想中也有逻辑思想，但终究没有形成规模。实际就与这个关于“人”的学说有关。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这里也说了这个道理。做人要做学道的人，做“乐”的人，这个人就是要做一个对人对己“仁”的人。
这三个特点，是我想在这个小册子中表示出来的，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象我这样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只能提出这样的愿望来。很久以来，我便想按照我一以贯之的想法来注释《论语》，在学习《论语》过程中发展孔子对他的弟子们在谈论同一思想时，回答的多不一样，一方面是孔子的因材施教，另一方面是孔子在各时期的认识不同。《论语》这部书多是不注明什么时候记载，什么时候什么人记录下来的。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研究孔子不要只局限在《论语》上，另外《孔丛子》、《孔子家语》等也可以作为资料来研究。这些意见都是有道理的。
由于本小册子要保持以上三个特点，我从“孔前思想”和“孔子家世”这两个方面交待孔子前思想环境，“少年孔子”和“出仕孔子”反映孔子从“礼”到“仁”的发展过程，“周游列国”和“晚年孔子”来说明孔子“仁”的学说的不断完善。至于“孔门弟子”和“后世影响”来讲述孔子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儒家分派和《论语》的有关知识。
孔前思想
思想总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不了解前面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自然无从明白当前思想的演化。孔子以前的中国已经有几十万年，源源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是怎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对孔子儒家学说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是需要交待的。虽然这个小册子定位在普及宣传孔子，多半要讲些故事，但是不谈孔子的思想是不行的，不讲孔子以前的思想文化也是不行的，在这里我姑且把孔子以前的思想文化叫做孔前文化。
孔前思想含概内容非常丰富，这些思想文化多数与考古有关，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探讨与孔子有联系的思想文化，所以只能选几个方面来谈谈。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无论是华夏大地的北方，还是南方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由于黄河、长江流域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已经不是刀耕火种，而是有一定的经验，一定的技术，使用先进生产工具，较为稳定的新型农业经济。不同于世界其它大河大江流域的是中国农业没有形成大河灌溉，这一不同点也是中国农业缓慢、稳定积累的成长道路主要原因，在与自然灾难的长期斗争中，尤其是与洪灾的斗争中，聪明的原始人类形成了部落联盟这样的实体。
部落联盟虽然不单是具有这样的功能，至于打仗，或物资分配等，这些都是后来发展形成的，传说中的尧、舜、禹是部落联盟首领，他们的主要工作依然在治水上，从修坝到疏导，再到分渠灌溉，这个过程是原始人类逐步与自然斗争，不断积累经验，把害变为利的进步。所做的这些都是与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水灾平息可使田苗免受水淹的厄运，水利灌溉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一系列的实践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我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有这样一个态度，学习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对古代思想的继承，但不是全盘接收，继承和接收是两回事。有些东西不适应了就应当舍弃，但又不是完全的抛到一边，而是要思想与实践结合，搞继承，搞创新。当然这是个很艰巨的工作，我是希望大家对古典哲学有所了解，在自己的实践中了解，这样更深刻些。
与治河同步的一种仪式就是祭祀。原始的图腾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自然面前，力量还显得渺小的人类，对自然的很多奇异现象并不能理解，在原始部落中比较有地位的是巫师，原始人把某些动物或物件或者想象中的东西作为崇拜对象，我们现在看到的龙，就是我们祖先的原始崇拜对象，祭祀是这些崇拜物的祭拜仪式，企盼来年有个好收成，有时候也是祷吉要做的某件事，或者是为了战争等等的，不仅仅是对原始崇拜对象要祭祀，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套祭祀礼仪，对祖先的祭祀也逐步演化，使其成为尽孝的一种形式，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既说明祭祀的对象，又说明了祭祀的态度，对象还是我上面所说的那两种，态度就是要"诚"。尽管孔子对鬼神的存在有疑问，但是他认为要么不要祭，要么就要诚心诚意的去对待。
殷商人是最信鬼神的，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所记载的事情都与占卜有关。《周易》原来是对占卜的一种记载、经验总结。《周易》中的卜辞以及六十四卦的演变是个奇迹，古人用这六十四卦来完成和解决千差万别的各种卜巫。这里面阐述了万物间循环往复、变化发展的过程，占卜可以说是为了自己或者他人的事向神请示，祷告，也可是祭祀的演化物。
祭祀的一个必然效果就是使得人对神类的感知和印象更为深刻，成为自己理性世界的一部分。春秋时，虢公梦见自己在宗庙里见到了神人，这个神人面上有白毛，虎爪，是半人半兽，基本上是人形。这个神人告诉他说天帝命令晋国来讨伐虢国。后来史官告诉虢公说是西方白虎神（详见《国语》卷八晋语二）。虢公所梦的神，其实就是当时人们对神的一种想象，这个例子虽然是通过梦来表达的，但的确表示出当时人们的信仰，这个信仰已经不是对原始崇拜物的信仰，发展到了对"神"的、对"天命"的信仰。
夏父弗忌主持祭祀，将僖公之位升于闵公之前。僖公本来是继承闵公之位的，按照当时的礼制，应当闵公在前，僖公在后，现在让僖公在前，在礼制上就是"逆祀"。《左传》中记载夏父弗忌说出了他的一种道理，他说他看到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这是一个顺序问题。展禽知道后批抨说，夏父弗忌必然会有灾祸，因为他破坏了正常的祭祀次序，是第一个不祥；以这样的做法来教导民众，是第二个不祥；把神灵的班位放错是第三个不祥；本来就不顺，还有一大堆的理由，是第四个不祥；他犯了人道二，鬼道二，哪有不遭殃的道理啊！对于这件事，夏父弗忌不仅仅有新鬼大，故鬼小的解说，他对一些官员说，我作为宗伯看的是对故去君主"德"的表现，把"明德"作为礼制次序的一个优先原则，而不是亲属关系和世系的亲疏。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夏父弗何的思想，"明德"为先（详见《左传·文公二年》，《国说》卷四鲁语上）。
展禽有一段话很有道理，他的这一段话是对当时祭祀的一个高度总结（这段话有兴趣的读者详见《国语》卷四鲁语上），他指出：第一，西周以来，国家制祀有五个原则，"德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抗大患"，这五种人可获得国家有祭祀；第二，符合这五项原则的人有柱、弃、后土、黄帝、颛 、帝 、尧、舜、鲧、禹、契、稷、文王、武王；第三，对于这些有功德的先王的祭祀分为不同的五种类型和名称，而且族群不同五种祭祀的对象也不同，五种是禘、郊、祖、宗、报；第四，上述国家祀典之外，国家还承认以下几种祭祀，天之三辰（日月星），地之五行（水木金火土），九州名山大川，以及其他有功有德于民的人；第五，他认为对三辰、五行、九州名山大川这些自然物祭祀，有利于民。展禽的话突出一个特点，这些祭祀都是有利于人民的，除去祭祀自然物以外，祭祀都是有德行的人，这样祀典的构成和重点可以明显的表现在"德"的重要性上。这也是祭祀文化的一种转型，从原始走向文明。
齐国的国君病了，太医们说齐国对神灵的献祭向来很丰厚，但是国君还是病了，应该制祝史的罪，杀死他，晏子反对。他说有德行的君主，国内政治清明，外交方面英明果断，上下和睦没有怨言，神对这样的君主是会保佑的；如果是无道的君主，即便是祭祀再丰富，神也不会保佑他。晏子的这段话说明神的意思，是以道德和民生为标准，所以神的作为决定于"民"与"德"，并不是祭祀的行为。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对祝史的态度，古代祝史的地位很高，是君主所依赖的高级神职官员，这个例子中君主可以杀死祝史，是君主地位上升，祝史地位下降的明显标志，说明理性文化地位逐步上升（详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有一年，有人向郑国的子产报告说，两条龙在郑国城南外的水潭里打斗，请子产去祭祀。子产说人世间的争斗，龙是不会管的，龙的斗争，我们又何必参与呢？（详见《昭公十九年》）。楚昭王病了，有人说是黄河的河神在做怪，请昭王去祭祀，昭王觉得自己的言行并没有得罪黄河河神，如果祸福不期而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详见《左传·哀公元年》）。周宣王即位后，废籍田之礼，籍田之礼就是开春时，帝王带领百官和庶民，耕千亩之田，虢公在劝谏中指出，"悦于神"与"利于民"是成功统治的两大关键。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吉凶祸福是由人的行为所至，有德行的人和做有德行的事，即便不祭祀，神灵也会保佑，反之，就会降罪。从这个思想一直发展到认为"悦于神"与"利于民"同等重要，这是想认识的一次飞跃。春秋时候有"三不朽"的说法，"立德、立功、立言"都是指人的行为。孔前思想发展到孔子之前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用这几句话来说明：吉凶由人，先民后神，崇德贵民。也可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了一个初型。
孔子世家
孔子是殷商亡王室微子启的后代。《史记》中说殷商王室是三皇五帝中帝喾的后代，而后罗列了很多，一直排到商汤。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证据；假的又有什么证据，现在都拿不出来，姑且作为传说知道也没有什么，如果要是深信也未尝不可，这些都是不易判断的事情。
微子启是纣王的哥哥，也是一位贤臣，后来商纣王昏乱残暴，便离开了商朝。后来周灭商，周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商旧址，管叔与蔡叔共同辅佐。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周公辅政，管叔与蔡叔挑唆武庚造反，周公奉王命平息叛乱，杀死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由于微子贤明，所以成王封微子于宋。
微子四传至宋湣公，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弗何父，小的叫鲋祀。宋湣公按照商朝的制度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炀公，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引起了鲋祀的不满，鲋祀杀死了炀公，想立弗何父为君，但弗何父让而不受，鲋祀自立，是为厉公，弗何父为卿。
弗何父曾孙正考父，曾以上卿之职辅佐过宋戴公、武公和宣公。但他不自满，每次受命，都是诚惶诚恐，担心办不好事，并且十分勤俭，他认为吃稀粥与稠粥都是一样的。他有句名言：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也就是说越是受到信任，愈是恭敬。正考父生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孔父是字，嘉是名，后世以字为姓，故而称孔氏。
到孔父嘉这一代突生变故。宋穆公很信任孔父嘉，让他担任大司马，临终时将殇公托付给了他。孔父嘉的妻子很美丽，一次华督父看到后为之倾倒。第二年春，华督父便攻打孔家，杀死了孔父嘉。并夺走孔妻，殇公知道后很生气，华督父知道后很害怕，便一不做，二不休把殇公也杀掉了。
孔父嘉的曾孙为了躲避华氏的迫害，逃到鲁国，为防大夫，称孔防叔，治所在今山东费县东北。
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即孔子之父。叔梁纥也是鲁国的一名小邑大夫。
据记载，叔梁纥力大无穷，以勇武著称。鲁襄公十年，诸侯联军攻打晋国的逼阳城，叔梁纥随鲁军参加了战斗。逼阳人故意打开城门，诱敌入城，然后突然放下供战事用的悬门，以便闭门消灭敌人。这时候，叔梁纥迅速托起沉重的悬门，使已入城的军队，赶快跑了出来。
叔梁纥原娶鲁国的施氏为妻，生九女，后来又娶一妾，生一子名孟皮，但是孟皮是一个跛子，不能继承家业。于是叔梁纥又向颜公求婚，这时候的叔梁纥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据说颜公有三个女儿，都没有出嫁，对于叔梁纥的求婚颜公很为难。颜公知道叔梁纥是名门之后，又是对国家有过大功的人，但是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于是，老人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都叫了出来，问她们谁愿意嫁给叔梁纥，大女儿和小女儿都没有出声，只有小女儿说愿意听从父亲的安排，这样颜公就把小女儿嫁给了叔梁纥，小女儿叫颜征在。
《史记》中记载说，叔梁纥与颜征在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这个“野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说“野合”，有这样四种说法：一是叔梁纥与颜征在年龄差距大，按照当时的礼仪来说是不能通婚的；二是叔梁纥与颜征在并不是夫妻，孔子是私生子；三是叔梁纥与颜征在在祷告时，求子心切，野外交合而生孔子；四是孔子是圣人，“野合”是指感天地而生的意思。这四种解释，我认为第四种能够成立。叔梁纥身为士大夫是不会不知当时礼仪的，也不会有私生子之类的，这一点可以说没有问题的，另外从颜征在对孔子的教育等方面可以知道，颜氏也是通晓礼仪的。我的看法就是在这件事上是不能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野合”的。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因出生时头顶中间低而四周高，所以取名丘，又因为是叔梁纥与颜征在祷于尼而生，排行第二，故字仲尼。
少年孔子
自周平王迁都洛阳之后，王室衰落，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原来天子保持的权威以及禁止诸侯之间攻战兼并的规定荡然无存。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陆续出现，打破了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旧贵族灭亡，新兴贵族产生，战争促使各国休养生息，积极调整本国生产、军事各方面制度。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沉重的劳役、赋税和兵役使很多百姓喘不过气来。虽然在西周末期已经对人有所发现，但是东周时尚有很多的奴隶，战争加重了这类人的负担。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就是从当时的百姓出发的，战争使得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改造自然等各方面有了新的认识，西周那种敬天保民的思想在东周更有所发展，发展为“尽人事，听天命”。另外，战争使得各地方文化迁移，逐步形成固定的文化群体。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百工，起兵争夺王位，经过四年战争，王子朝兵败，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百工）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奔到楚国。这次文化大迁移与当时楚国的土文化交融，产生楚文化，使这一文化与鲁文化、宋文化三足鼎立。
孔子出生前后的鲁国也动荡不安，他出生前十年，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分了鲁国的土地。到孔子十五岁时，又“四分”，季孙氏得两份，孟孙氏和叔孙氏各得一份。这样在鲁国原来的制度也被打破。
这就是孔子出生前后的大致历史背景。
《史记》中记载，孔子在幼儿时便陈立俎豆这种祭祀用品，按照大人祭祀的礼节来玩耍，可见孔子幼年所受的教育是良好的。在孔子以前是没有私学的，只有贵族弟子才可以上学的，所学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按照规定年满八岁的弟子要走出家门出外就学，所学的是小学，即文字等的学习。等到束发时即十五六岁时便可以学习大学即经典的学习，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小学不一样。这里有个问题值得关注。孔子年仅三岁父亲就去世了，因为颜征在还很年轻，孔家还有其他主妇，颜氏便带着孔子离开孔家，这样的地位，孔子是不应该到公学去学习的，而且孔子也说自己少贫而贱，可见他们母子当年生活的艰辛。
由此可见，颜征在是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出身士族，通晓礼仪，是孔子的启蒙老师，从孔子对鲤（孔子的儿子）的教育上不难发现颜氏对孔子的教诲。事实上孔子身高一米八左右，是当时的大力士，而且擅长射礼。孔子在十五岁以前，或到他有志于学习怎样做人这一阶段，最得益于颜氏的教诲。
孔子年轻的时候，鲁国贵族季孙氏宴请士大夫，孔子作为士的后世前往，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很不高兴的对他说，季孙宴请的是士大夫，不是请你这样的人。阳虎看不起当年的孔子，并不承认他是“士”。这件事对孔子触动很大，至此孔子发奋学习六艺。孔子学习有一个特点，就是比他强一点点的人他都愿意跟着学习，在受辱之后，孔子把学习六艺放在生活的首位。这一时期的孔子学习是为了自己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身到贵族行列，他的学习在这一阶段是为了自己。
孔子时期里礼已经不是祭祀中的礼仪了，它包括典章制度、举止言谈、国家法度等等。孔子为己学习中激发了他幼年学习时期嬉戏的兴趣，发现自己对“礼”的有了进一步认识，决心从学习礼开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来。
鲁国的开国君主是周公，他通晓周代典籍，其后世子孙又多次受王命征讨叛逆之臣，所以鲁国在保留发展周文化方面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给孔子创造了学习的条件，由此孔子走上自己的学习道路。
孔子十七岁时，鲁国的大夫孟僖子快要死了，他嘱咐他的儿子孟懿子说，孔子是圣人之后，现在他年纪轻轻但十分精通“礼”学，是当世没有人能比得上的，等我死后，你要跟从他学习。于是，孟懿子和另外一个鲁国人叫南宫敬叔便到孔子这里来学习礼。这说明年轻的孔子已经精通鲁国的经典礼仪，这时候，他便不再是只为自己而学习，而且认为可以用礼来约束自己，好好做人，从文献上得到启发，这也是孔子迈出的十分有意义的一步。
出仕孔子
儒家思想中“出仕思想”是个很重要的内容。孔子的弟子子夏认为学习好的人应当出来做官为国家办事，做了官的人更应该努力学习。从夏启建立国家以来，宗族制度规定官史的世袭制也就是贵族子弟有了做官的资格。由于生产的改进，各地方诸侯势力的澎胀，新兴贵族产生，原来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做官的制度逐渐被对有国家有军功的人做官来代替，子夏的话也恰好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儒家是不讲来世的，它只讲今生的。按照他的说法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学习好过硬的从事政治的本领，这是修身，而后出来作官，建立自己不朽事业。如何修身，关键就是做到“仁”的标准，这个我们要在后面着重谈谈。事功在我的认识当中，不仅仅是出来做官，还有对他人的“爱”。比如教书育人也是事功，以孝传家也是事功，把修身所得融于实际行动之中，便是事功。孔子出仕是当时士大夫弟子的通常的事，他的出仕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所学的“礼”运用到实践中来。
孔子幼年丧父，所以他不得不在年纪稍长便谋一个官职，开始孔子担任主管仓库的小吏，也做过主管牛羊放牧的小吏。这里要说一点，就是关于“儒”的问题，儒是一种职业，主要就是祭祀时主管礼仪的人，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司仪。孔子早年担任的这两个职务，都是办理一些很平常的小事，但是孔子做的非常认真。关于他怎么做，做得怎样已经没有文献记载了。引用汉朝卜式的话来说，养羊和养民一样，都要按照时令季节来管理，不能一概而论，并且要注意把性情品德败坏的赶走，不要使他引导其它人也学坏。虽然是小事，但是它的意义并不小，孔子从事这些小事的态度，我想要比卜式更加贤明，体现他一以贯之的精神。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人为妻。二十岁时，孔子的儿子伯鱼（鲤）出生，鲁 君为了表示祝贺，赐给孔子一条鲤鱼，孔子认为这是无尚的荣幸，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鲤”，字伯鱼。当时的诸候赏赐臣下，不以贵重的东西为标准。有人说，鲁君捕鱼的时候，孔子作为“士”也参与，恰逢鲁者钓到一条鲤鱼，知晓孔子生了儿子，便赏给了他。至于怎样赏赐已经很难说了，但是鲁君的确赏赐了孔子。
由于孔子知礼，故而他在太庙做过助祭的官职。当时有人很轻视孔子说 ，这个小子能知礼吗？到太庙什么也问。这是因为孔子年少，但是以知礼而闻名，故而他人讥笑，于是孔子回敬说，你这也是知礼吗？其实孔子知道入太庙后该怎么做，做此致什么，问年长的就是礼仪的一种，同时也是孔子非常谦虚的表现，这个时候的孔子学礼不仅仅是为了做官，更重要的是探索礼的本质。郑国的国君是上古少暭氏的后代，郑国的国君到鲁国后，孔子便向他学习少 暭氏的礼，如少 暭氏的职官等。在鲁国做官懂得国礼也就可以了，孔子并不满足，他希望通过对各种“礼”的学习，从中找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在孔子看来，当时的国家是礼崩乐坏，这个时期正是社会转型，是恢复到旧的社会，还是向新的社会转化，孔子对这一变化最为不安。孔子相信，他所坚信的周礼也是对夏商礼的不断改造而形成的，孔子虽然向往文武周公时代，标举礼仪之道，但是他也不是涉空蹈虚地将他向往的道路推向“污蔑尽现代人”的阶段。对于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对国家有关贡献的人，他都能持平而论。对于管仲，孔子肯定他保护诸候小国，驱逐外族的功劳，但也严厉地批评他收取人民大量的市租，手下人一人一职从不兼职，房舍修建与国君等这些不节约、越礼的行为不满。可见孔子不是想回到文武周公时代，而是在这两条路中，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是中庸思想的体现。
孔子说他“三十而立”，对于礼的学习而言，这时候他已经 是通晓周礼了，没有其他人可以超过他的，是他初步确立应该怎样转的重要时期。
季孙氏是当时鲁国的新兴贵族，鲁君祭祀祖先的规模已经 比不过季孙氏，季孙、孟孙、叔孙氏的势力已经很大。孔子三十五岁时，季 平子因为斗鸡的事，得罪了鲁昭公，昭公率军队攻打季平子，季平子联合三家与昭公开战，昭公兵败逃往齐国，孔子也跟昭公到了齐国，齐景王知道孔子是很贤能的人，所以问孔子怎样管理国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遵守君主的礼，臣要遵守臣的礼、父亲和儿子要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礼，这样国家秩序才能保证，国家才能上下一心。孔子的说法是针对当时社会环境而言的，季孙氏等越礼的行为，在各国中都普遍存在。这里还讲了一个道理。如果把这名话翻过来，就是“子子、父父、臣臣、君君”，一个国家的治理还是要从最小的家庭入手，遵从他们的礼应该 遵从的礼，“礼”不再也是制度而言，这个“礼”是内在的东西，与原来的“礼”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不学礼，无以立，礼是立身处世的根本，这是对个人道德修养而言，与以前的礼一样，孔子的礼是有约束性的，不仅仅只是对祭祀拿的国家大法的约束，而且对人的行为也进行约束，从形式而走向道德理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