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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有时讲佛学提到,许多人误解了佛学的用词。如在佛学上经常看到“梦幻空花”这句话,在文学上看来很美,世界上一切的感情、人事等等就是这四个字。从这四个字的文学表面看,以为什么都没有。但不是没有,“梦幻空花”形容得非常好,不能说是没有。这就是哲学了。 当一个人在梦中,如果说“梦没有”,这句话不见得能成立。当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梦是没有。所以在梦中的时候,伤心的照样会哭,好吃照样在吃,挨打照样会痛,这就不能说在梦中的为“没有”,当他在梦中的时候是有的。一个人在作梦的时候,不管在作什么梦,千万不要叫醒他,否则就是大煞风景。即使他梦中觉得痛苦,而痛苦中也有值得回味之处,这也是他的生活,何必叫醒他?(一笑。) 我们知道梦的现象,是在睡眠里头所发现的,感觉到的,醒来以后,自己一笑,说作了一个梦,是空的,那是闭着眼的迷糊事,张开眼睛,梦就没有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张开眼睛在作梦。试把眼睛一闭,前面的东西就没有了。白天张开眼睛,心里构成了活动,也在作梦,并没有两样,现在闭上眼睛,马上前面的东西看不见了,如梦一样,过去了。昨天的事情,今天一想,也过去了,很快的过去了,那也是一个梦,很快的梦,和一张开眼就没了,在心境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梦中不能说它没有。 再说“空花”,虚空中的花朵,怎么看得见?人把眼睛一揉,可以看到眼前许多点点,那些点点本来没有,是揉出来的。可是在视觉上是看到了。拿生理学、医理学来讲,因为视神经被摩擦,疲劳了,充血压迫刺激以后,起了幻觉,虽然是幻,但却实实在在看到了。 刚才提到大光明法,就说了这么些拉杂的理论,把这些理论沟通之后,大概可以领略如何修养大光明法的功夫了。还有其他很多的方法,如学催眠术,现在也变成科学了。实际上以我们中国佛学、道家的立场看来,那还是旁门左道。外国人说它是科学,大家就说是科学;如果我们中国人来讲,讲死了也没有用。这真是怪得很,也是这一代文化的怪现象,我们应该注意的。 催眠术本来是印度的瑜伽术所演变。凡是练催眠术的人,第一步训练,是利用水晶球或人造水晶球、水银球,眼神注视球上的亮光,思想意志集中在球面亮光上,什么都不想,历经几个小时,纹风不动,非常的困难。这个训练完成以后,使他忘掉了自己,忘了身体,也忘了感觉。他的精神意志和这点亮光,完全合一了。用这股精神力量,可以影响到物质。 在中国过去早就有了,如夜里黑暗中可以看见东西。以前习武的人都要练,夜晚在一个门窗紧闭的黑暗房间中,点一支香,蹬好马步,注意香的那点火头,眼睛定住不能眨。练久了,香头的光慢慢会扩大,扩大到全室有光。最后不点香了,在黑暗中仍然看得见东西。拿现在的生理学,就很难解释。当然也有的练坏了,我曾看到过一个人,练得黑眼珠子凹进去,眼白凸了出来,但他非常有信心,再练三个星期又恢复了。以前武功练劈剑,手里执一柄剑,肩、肘两关节不准弯,和写毛笔字一样,就是运动手腕部分的关节向下劈。也是点一支香,在暗室中把香头劈成两半而火不熄。然后握一把豆子在手中,往空中抛出一颗,用剑劈成两半。到了这个程度,才可以学剑。再配上心、眼、手、法、步,要费很多功夫。然后练到眼睛不动,而对每一根竹竿的动态都看得很清楚。第二步用水泼眼,眼睛动都不动,这就是功夫。为什么讲大光明法,讲到这些东西?这些也是大光明法中练法的小术之一。文天祥遇到的这个异人传他是哪一路,我们不知道,不过,可以断言不是这些小术。他的确是得了大光明法的心传,对生死看通我们所以说了这许多,就是前面“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个观念引出来的。可是要做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很不容易,所以颜回又问了: 顿悟与渐修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回说,这个道理很深,很难,总要拿一个章法,一个引子给我们入手,或者可以进入“克己复礼”的境界。因此孔子才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个消极的规范。就是从眼睛、耳朵、嘴巴、身体严格的管束自己。由外在规范,薰陶自己。刚才报告的催眠术、瑜伽术,也是走的这个路线,佛家的打坐入定也是这个道理。这是实际的修养功夫的一种方法。 在理论上则很难说了,“非礼勿视”,哪一种是非礼的,不要去看呢?男人看见女人穿了一件衣服很好看,多看一眼,如果老古董的先生们,或者一板一眼的理学家,认为这个不成,非礼勿视!这就很难讲了。只是看看这件衣服的新奇,并没有别的意思,怎么是非礼呢?一定说这一看是非礼,那一看是合礼的,那就很难讲了,那天下事情没有一样可看的,首先电视不能看,有些短裙子裸背露胸上场的,选美的,都不可以看了。“非礼勿听”,现在打开电视机、收音机播出来的那些歌曲,很多是“非礼的”,我们只好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了。所以讲理论实在很难讲。 但事实上我们要了解,根据《论语》,孔子的说法,并没有后世那样的解释,这样非礼,那样非礼。这里是方法,等于刚才讲的练催眠术,训练眼光的定,当然要非礼勿视,除了看一点亮光以外,什么都不能动。颜回听了这四个方法就说,这我就懂了。换句话说,“克己复礼”做到形而上最高的功夫是很难的,退而求其次,用这种方法困住自己,训练自己不敢乱动,先端肃起来。颜回说,我虽然很笨,不大灵敏,悟性不高,但是借外力薰陶内心的方法是懂了。我只好用这种方法,慢慢去达到那个“克己复礼”的境界。 上面这一段是讲“仁”学。孔子的道统中心是建立一个“仁”。在这一节书里分成两半。“克己复礼”是讲真正的修养功夫,达到“仁”之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明明德”等于孔子讲“克己复礼”的道理;发出来的外用在“亲民”;最高的境界在“止于至善”,是原则。一下子“明德”明不了,所以要做功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后来得到什么呢?得到的就是“明德”。所以《大学》里的修养功夫,和这里有相同之处。下面接着下来,就讲仁的用了。如果我们拿曾子的《大学》来比方着讲,等于上面这一节讲“明德”,下面就要讲“亲民”、“至善”的境界了,也就是要讲起用的道理。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大家还记得孔子弟子冉雍,孔子认为他有帝王之器,在学生当中可以当大领袖的人物。他来回仁,孔子告诉他的仁,就是由内心修养的道,发挥到外面作人做事的用,尤其是在政治领导原则下的“待人”之用。他告诉仲弓说:“出门如见大宾”,这在仁的修养就很难了。出门到外面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处仁的道理:对任何一个人要恭敬,有礼貌,不能看不起任何一个人。看到任何一个人,都像看到贵宾,很有礼貌,很诚恳的,尊重任何一个人。尤其作为一个领导人,更应该如此,这是领导人的学问。当一个小小干部,马马虎虎还不要紧,当主管的则对任何一个人,即使对下面也应如此,非常尊重人家,这是很重要的修养。 为什么说这是作人处事的外用?在《大学》《中庸》里,却不是教我们“出门如见大宾”,而是教我们“慎其独也”。一个人在房间里,没有一个对象,自己都要庄重。这就是内在的修养合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道理。而现在教冉雍的是外用,所以第一句话“出门如见大宾”着重于待人处世的态度修养。 其次,是讲做事的责任感。“使民如承大祭”。这个“民”就是群众。现代而言,是指对于一般老百姓,对群众社会的领导,为大家做事的时候,要负起责任,担负这个责任的态度,要“如承大祭”一般。古代对于祭祀是很慎重的事情。好比现代一个宗教徒到了教堂,心情就完全不同。对上帝、对祖先,那种心情多么庄重!多么肃穆!去拜菩萨、拜祖宗上香的时候,自然心里就诚敬。对于大众的事情,以这种心情,这种精神来处理。这就是仁道。 第三点则讲到居心、行事的大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也替人家想想。我们普通一般人,大概都是这样:自己不愿意的,都推给人家,这是普通人的心理,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大错。不过假使我们要行“仁”道,扩充于为政之间,处人处事之际,那就不同了。你自己不愿意的,就要想到别人也不愿意。怎样使得人、事至于平和,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下面两句“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就更难了,这两句是结论。这个“怨”字包括两点: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别人。这是人生哲学。我们每个人,自己心中都有好多的怨,即使对别人没有怨,也会怨自己的命真不好,碰到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这是对自己的怨。第二,人与人之间相处,同事之间相处,长官与部下之间相处,彼此之间无怨恨心,没有什么遗憾的事,这个非常难。在原则上要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愿意做的,也应替部下设想,在他也是不愿意做的。譬如一个任务交下去,要告诉他,这是很痛苦的,要抱牺牲精神的,你愿意不愿意?这是在行政之间。当然,领导部队作战时,那情形又不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做到了于己于人都无怨尤,就是真正的“仁行”。冉雍听了以后说,我虽然没有高度的智慧,但是我会朝这方面努力。 说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位《论语》的编辑实在了不起,所以我说它始终是一贯的。它第一段讲内在的修养,形而上的“克己复礼”,教诲的对象,是得孔门道统真传的颜渊。讲到外用的对象,则是孔子认为帝王之才的冉雍。下面这段是谈对于“仁”道的一般修养。 司马牛的问题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问仁,孔子的答复又不同了。他说,有仁道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不随便说话。这个“讱”就是后世所谓说话忍一点,慢慢来。由这一句话看来,司马牛可能有放言高论的习惯,所以孔子教他不要随便说话。司马牛就说,讲话慢一点,不随便放言高论,这样就叫作“仁”吗?这个很容易嘛!孔子说,你不要看得容易,真做起来很难。这是孔子在教育方面,针对学生的个性、行为,某一个缺点,加以纠正。接着司马牛就问君子。君子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尤其是儒家的观念里,差不多是一个完整人格的代名词。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他问孔子怎样才够得上做为一个君子。孔子道:“不忧不惧”。我们听了这四个字,回想一下自己,长住在忧烦中,没有一样不担心的,我们怕自己生活过不好、怕工作没有了,大而言之,忧烦时代怎么变?小而言之,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一切都在忧中,一切也都在怕中。透过了“不忧不惧”这四个字的反面,就了解了人生,始终在忧愁恐惧中度过,能修养到无忧无惧,那真是了不起的修养,也就是“克己复礼”的功夫之一。司马牛一听,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他说,只要没有忧愁,也没有恐惧,这就是君子?以现在社会来说,街上这样的人太多了,到那些较低级的纯吃茶地方去看看,那里的人既不担心又不害怕,没有钱用就抢一点,那都是君子吗?孔子知道他弄错了,告诉他不忧不惧是不容易的,要随时反省自己,内心没有欠缺的地方,没有遗憾的地方,心里非常安详,等于俗话说的:“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鬼不惊。”内心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怕的,有如大光明的境界,那时一片清净、祥和。孔子所讲的不忧不惧是这个道理,并不是普通的不忧不惧。 这里有三段司马牛的问题。下面是第三段: 四海之内皆兄弟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这里的答话是子夏说的,不是孔子说的。但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孔子说的,这又弄错了。近几十年来,大家攻击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受这两句话的影响太大,说中国人喜欢讲宿命论,受了这种思想的阻碍,所以没有进步。实际上这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人生哲学中最高的哲学。 “命”是什么?“天”又是什么?在中国哲学中是大问题。后世的观念,对于所谓“命”,以为就是算八字的那个“命”、看相的那个“命”、宿命论的那个“命”,这就弄错了。这不是儒家观念的“命”,而儒家观念中的“命”,是宇宙之间那个主宰的东西,宗教家称之为上帝、为神、或为佛,哲学家称之为“第一因”,而我们中国儒家强调之称为“命”。这样说来,不就简单了吗?所以这“命”与“天”两个东西,可以讨论一生的,也许一生还找不到它们的结论。“命”是什么东西? 在宇宙间生命有一个功能——用现在科学的观念称它为功能。人的生命的功能很怪,因此发展出“宿命论”。 我的医生朋友很多,中医也有,西医也有。我常对他们讲,天下医生都没医好过病,如医药真能医好病,人就死不了。药只是帮助人恢复生命的功能。有一位医生朋友,在德国学西医,中医也很懂。我介绍一位贫血的同学去就医,这个医生朋友说什么药都不要用,要这病人多吃点肉,多吃点饭。他说世界上哪里有药会补血的?除非直接注射血液进去,一百西西注射进去,吸收几十西西就够了,其余变成渣滓浪费了。西医说打补血针是补血的,中医说吃当归是补血的。补血的药只不过是刺激本身造血的功能,使它恢复作用。与其打补血针,还不如多吃两块肉,吸收以后,就变成血了。所以中国人有句老话:“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所以用药医好的病,能够不死是命不该死。有一个病始终医不好的,这个病就是死病,这是什么药都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和医生朋友们说,小病请你看,生了大病不要来,你们真的医不好。这就是说生命真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功能,作战时在战场上就可以看到,有的人被子弹贯穿了胸腹,已经流血,但在他并不知道自己已受伤时,还可以冲锋奔跑,等他一发觉了,就会立刻倒下去。等于我们做事时,如果在紧张繁忙之中手被割破,并不会感觉到痛,但一发觉了,立即就感到痛,这种精神的、心理的作用很大。胸腹贯穿了,在发觉以前,中间这段时间,还可维持一下,向前奔跑,这个维持住生命的东西,也是“命”,而命的安排就非常妙。 关于富贵,孔子也说过,大家都想发财,但发财很难。我也一辈子想发财,我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钱,可永远发不了财,想尽办法也没有用。所以干脆不去想办法,晓得“猴子摘包谷”摘不到的。年幼时家乡有个人,专门为出丧人家抬棺材,夜间就敲更,非常穷。有一次几个月没见到他,后来又见到了,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意外地得了一笔钱,本想过一段舒服的日子,不料生了病,把钱医光,病也好了,还是和以前一样穷。当时听了就让它过去了,后来人生经验渐渐增加,就想起这个人。中国人的话“小富由勤,大富由命。”不可强求。这里子夏劝司马牛不必过分悲哀。因为司马牛有两兄——向趔、向巢,他们在宋国作乱,司马牛想劝阻也没有用,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叹。于是子夏就劝他放开胸怀,冥冥中自有命运的安排,不要为两个亲兄弟担心。即使没有兄弟,朋友就是兄弟,朋友同学们相处融洽,无异亲的兄弟。但交朋友要敬而无失;在上论中孔子也曾说的“久而敬之”这句话,就是交朋友的大原则。朋友交得越久,越亲近了,就要越诚敬。相互间要保持一段恰当的距离,同时相处时要尽量避免过失,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好朋友、亲兄弟,那怕没有兄弟?不但个人关系如此,领导部下同事,也是同样的道理。 自知者明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问什么是“明”?孔子就答复他上面的两句话,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尤其是年轻朋友们前途无量,更要注意“浸润之谮,肤受之诉。”这八个字。将来领导别人,乃至朋友同事之间的相处,是很难避免的。 “浸润”就是“渗透”手段。“谮”是讲人家的坏话。“肤受”就是皮肤表面上的一点点伤害。“诉”是心理上的埋怨、攻击。“远”,就远离错失了。 我们看历史上和社会上许多现象,尤其当过主管的,更体会得到,许多人攻击的手段非常高明。一点一滴的来,有时讲一句毫不相干的话,而使人对被攻击者的印象大大改变。而身受攻击的人,只觉得好像皮肤上轻轻被抓了一下而已。所以这八个字,特别要注意。自己千万不要这样对人,同时自己也不要听这些小话进来,尤其当长官的,对于这些小话不听进来,是真正的明白人。但作明白人很难,尤其作主管,容易受蒙蔽,受人的蒙蔽,要“浸润之谮,肤受之诉。”在你面前行不通,你才是明白人,这是孔子对于“明白人”的定义。做到这一步,才会远离错失。至于老子所讲的“明白人”又进一步了,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够知人,能够了解任何一个人的人,才是有大智慧的人,能够认识自己的,才是明白人。人都不大了解自己,对别人反而知道得清楚。因此在老子的观念中,“明白人”并不多。 上面都是讲个人“仁”的修养,包括了内在的和外用的,下面又转了一个气势。 众志成城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是孔子的政治哲学,能不能绝对奉行得通,就要斟酌时代与环境的情势。儒家政治道德的理想非常高,是对的,但是懂了以后用起来,还是要知道权宜、变通,不能太迂腐。 子贡问领导政治的道理。孔子的观念有三个:“足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的安定;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好。第二“足兵”,国防的建立。能够做到“足食足兵”,还要使人民对他信赖。这几件事做起来很难,以现在观念看,牵涉的范围太广太广。子贡就说,假使时代的环境,到了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趋势,要在这三件事之间少做一件的时候,应该先去掉哪一样?孔子说,先去了军事经费,缩减人事预算。子贡说,万一碰到这时代中,一个国家非常贫穷困苦,把军事经费撤销了,还不能维持,对于足食与立信这两点,又应先去哪一项?孔子说,那宁可牺牲经济建设,大家穷,乃至没有饭吃都可以,唯有一个政治大原则中的“信”,必须坚守。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坚定,然后才能产生力量。 内外兼修之谓美 下面一节,讲到文质之辩。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太羊之鞟? 棘子成是卫国的大夫,也是所谓当权派的人物。他的理论,认为一个人只要天性好,有才能,何必要受教育,求知识,学习文化思想呢?子贡反对这个意见。他说,非常抱歉,可惜你这个见解不对,你对于“君子”所下的定义不对。“驷不及舌”,“驷”就是四匹马驾的车子,当时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像这样快的车子,还不及舌头。用现代观念来讲,就是文化宣传和思想传播的重要,它的影响力远大而且快速。所以不能随便讲话,影响后果太大。 子贡又说,文化思想的修养与人的资质,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古人的解释:“质者直也。”犹如一条直线,很纯洁朴素的,就是本质。)文化思想的保留及传达要靠“用”,既然有用,那就要靠“文”了,所以“文与质”同样的重要。“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刚从兽类身上剥下来,还没有经过加工精制,带有毛的皮叫作“鞟”。他说,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在本质上都同样是兽皮,没有两样。但表面上的花纹有好看与不好看的分别。这里是子贡强调文与质有同等的价值,也就是在上论中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发挥。 讲到这里,如继续引伸,可以从历史文化与个人两方面来看。 先从历史文化方面来说,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都有一个通例:凡是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它的文与质双方面都是并重的。如果偏向于文,这一个国家一定要发生问题。我们知道,过去世界各民族搞哲学思想,最有兴趣,最有成就的,要算是印度和希腊。 印度人自上古以来哲学思想就很发达,因此形成了佛教思想。印度的气候不比中国,在南印度到中印度一带,天气很热,生活简单,一年四季都只穿一件衣服就够了。我们过去讲“天衣无缝”,这个“天”原来的意思就是“天竺”。汉代翻译的音与现在不同,唐以后翻成“印度”。当时印度衣服的大概式样,现在到泰国边境还看得见,就是一块布,身上一围,就是“天衣”。不需要像我们的一样用针线缝起来,当然无缝。更热的地方甚至可以不穿。肚子饿了,香蕉等野生水果,什么都可以吃。吃饱了以后躺下睡觉,醒来以后坐在那里静静地寻思,想些神秘难解的问题。所以印度哲学的发展,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很大。 希腊的哲学思想,也很发达。我们讲到文化史时,心目中对希腊这个地方,充满景仰之心。如果到了那里一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一个比较苦寒的地方。这种苦寒的地方,人生的问题也多,譬如一个人遭遇了困难,会想到自己为什么这样命苦?再想命苦是什么原因?这样慢慢想下去,哲学问题就出来了。 这两个地方,哲学思想那么高,他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富强的大国?那就是文质不相称的必然现象。我们再看西方的文化,像罗马,无论雕刻、建筑等等都很高明,但是它的文化在文学境界、艺术境界到达了最高峰的时候,就开始衰落了。这差不多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道理。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政治、历史是一体的、整体的。全世界也只有我们中国是如此。这就要注意,文化历史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有如此深厚。只有中国不受这个影响。 历代兴衰的趋势 回转来看中国每一个朝代文与质的问题。我们提过夏尚质,殷尚忠,周尚文,这三代各有不同。夏禹时代开始建立一个大的农业国家,一切都是质直的、朴素的。到了殷朝的时候,人还是很老实,但是宗教色采比较浓厚。我们文化整体的建立、完成在周代,因为周尚文。但是周朝的文化,仍是根据夏商文化损益而成,是文化传统的总汇。 后来历史的演变,一代一代看得很清楚。 秦纪太短,等于是战国时代的余波,不去谈它。到了汉朝的建立,四百年刘家政权,早期也非常质朴,慢慢国家社会安定了,文风就开始兴盛了。到东汉时文风特别盛,历史的趋势也走下坡路了。 汉以后是魏晋南北朝,我们知道魏晋以曹操、司马懿为宗祖。如果说到文学的境界与质作比较:魏晋的文风,包括了哲学思想,实在是了不起。第一个了不起的人就是曹操,他们父子三人在文学发展史上贡献非常大,的确是第一流的文人,所以影响整个魏晋时代的文风都很盛,但缺乏尚忠的质朴。一直到了南北朝,这几百年都很乱,不是没有文,而是没有质朴的气息。 后来唐代统一了天下,他们李家的血统中,有西北边陲民族的血液,所以唐代开国之初,文风也好,政治风气也好,社会风气也好,非常其实。我们今天讲中国文化的诗,都推崇唐诗为代表,别代的诗虽然都很好,为什么不足以代表,而推崇到唐诗?说起来好像唐诗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外歌颂月亮好,花开得好,风吹得舒服,风花雪月而已。可是唐代的诗,咏颂风花雪月,就是有那股质朴的美。到了中唐和晚唐时期,文风越来越盛,而民族的质朴、粗野与宏伟的气魄衰落了,没有了。 经历了五代,到了宋赵匡胤统一中国,一开始文风非常发达。讲文学、讲学问,谁提倡的?就是赵匡胤他俩兄弟。在马上二十年,手不释卷,一边打仗,还爱读书。乃至于带部队去前方打仗的时候,后面几十匹马跟着驮的也是书。我们读历史读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我们看到有宋立国的天子,是军事家而兼文人,以致宋代的统一,只统一了一半,北方幽燕十六州根本就没有统一过。因为赵匡胤是军人,上过战场,打过仗,晓得战争的可怕。同时他又是爱好读书的学者,不愿意打仗。再者,也觉得没有把握。所以宋代一开国,等于是半个中国。而宋代的文风非常盛,开国的气魄则始终不像汉、唐那样壮观。 再下来,元朝不必谈了,八十年匆匆而过。到了明朝三百多年来继承宋朝的文学,学术的气势、格局就不大。我们要注意,在元朝以前的西方人,哪里知道有今天,那时他们根本还落后得很。所以当时在中国做过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回去写了一篇游记,报道中国的文化。欧洲人看了根本还不相信,认为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美丽的天堂。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西方文化才抬头,所谓西方文艺复兴,就是这个阶段。 至于清朝,我们推开民族问题不谈,在前一百五十年中,的确是文与质都很可观的。从这些历史上看,我们了解了一个国家民族的建立,文质两方面万万不能有所偏废。 再回到现代,今日整个世界,危机很重。而且还不是政治、军事这些因素,乃是没有文化了。尤其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整个世界,经济失调,又导致文化衰乱,这是很严重的。目前世界各国,经济上都有赤字,只有德国例外。研究结果,二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受了凯因斯经济学理论——“消费刺激生产”的影响,大家吃亏很大,像英国人连糖都吃不起了。一种思想,一种学说,对世界人类社会的影响,就有这样严重。美国这几年来所以通货如此膨胀,就是一直运用凯因斯经济思想的结果。现在晓得后果不佳,已经没有办法了,短时间之内无法纠正。德国之所以能立于不败,就是经济恐慌后没有死守凯因斯的经济理论,而用古典的经济思想,也就是中国人的“省吃俭用,量入为出”的思想。很简单,“生之者众,用之者寡。”自然经济稳固。证明用古老的思想对了,这就是时代的考验,这都是学说文化,我们不要把它分割,认为这是经济学,与孔孟之学有什么相干?总之,文化是整体的。 继绝传薪 由此引伸出来,我们看到,国家民族的兴衰,端赖于文质的均衡发展。现在我们文化的危机当然很严重,以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在继绝存亡之间,去挑起文化传统的责任来。现在的年轻学生,学位很容易拿到,学士、硕士、博士那么多。老实讲,我是很担心!很忧虑!学位尽管拿,是否确实能挑担子,却是个问题。对于文化的存亡继绝,要青年们将这个火把点下去,火种留下去,最怕青年们没有这个本事,目前就有这样一个危机,这是讲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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