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波老师您好： 再度感谢您的回信，每次阅读您的回信都有一种回顾历史的感觉，这种感受和体验会让自己重新检视自己过去成长的岁月，以及回顾当时走过的成长痕迹，这样子的过程可以让自己重新再度成长起步，这种让内心温暖感动的感觉会让自己累积生命的活力。
从这一次老师的回信中，知道老师过去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喜欢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发现这一特点似乎是构成我们大家共同的体验，想当初在国小四年级十岁时，第一本阅读的武侠小说就是金庸所著的《射鵰英雄传》三部曲第二部曲的《神鵰侠侣》，当时读到杨过与小龙女的千古幽情，真令人柔肠寸断，到读至杨过与郭靖探讨的侠之大者，更是让人缅怀不已，在这社会上太需要像金庸所著的这一类武侠小 说。记得香港科幻小说作家倪匡曾对金庸所著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做了一首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鸯。」在对联里每一字刚好对应一部小说，同学朋友都在努力竞赛阅读，看看谁能够最快完成这一首对联，回忆当时的情境，内心里充满了青少年的激情。想必老师在当时所得到的感受和体验一定比我们多很多， 毕竟以老师的立场和观点所看到的总是跟我们不一样。
在最近老师的回信当中，了解到 老师过去的想法和感受，对老师创作的背景和动机有很大的感触，这些转折在老师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大的契机所引动的启发，这些启发在我们身上是很不容易看到的。另外，在老师所创作的《源》这一本书前面的「作者简介」里，有提到老师 「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成长于火红岁月；援藏八年，将青春热血抛洒高原；高教八载，寓中华文明文化于日常教育而为荣为乐。后从事 地方人大工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添砖加瓦。」想请问老师：一、老师提到的「成长于火红岁月」，是否指老师曾经历过十年文革岁月？在这段岁月里老师有何感受和想法？二、老师提到的「援藏八年，将青春热血抛洒高原」，是指当初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西藏那段时期的岁月吗？在当时老师的援藏经验里有何感受和想法？三、老师提到的「高教八载，寓中华文明文化于日常教育而为荣为乐」，是否指老师在大学任教时期是以教授中华文明文化课题为主的专 任 老师？在这一时期，老师是否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转折影响老师的研究发展方向？就以上三个方面，不知道是否可以了解老师一些相关性的想法？由衷感 谢 老师，期盼再度收到老师的回信，万分感谢！
一群台湾热情的读者2009.9.29
Re: 回复： 流波老师您好！2009年10月5日 周一下午2:08
四、追求真理！澄清迷雾！还原中华！
正如你开始写信告诉我的，说你们对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表示疑问，总感觉中华文明的积奠远远超出今天历史界、知识界这个基本的共同的认识，但又一时找不到理论和其它的依据；所以当你们在网上看到我的《皇皇中华》的一些章节的内容时才感觉到多么的欣喜，希冀这本书近快出版；而当真正读到《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时，才有了我们今天这种真诚的书信对话。这些事情的本身正好折射了今天中国和西方主体知识界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认识的极度误解和局限。如果说西方知识界对中华文明的误解和局限是近百年来“西方中心”论指导下的必然，则中国知识界这种对自己文明文化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众多七八千年和上万年的远远超出了西方理论涵养的什么“石器时代”遗址的范畴的文明文化遗址时而没有任何研究的突破和建树，才使今天中华文明文化和人类文明文化的研究还继续在迷途中折腾是多么的令人不安和伤心，又加上“黄河中心论”的羁绊，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的“澄清迷雾、还原中华”的历史使命艰巨而又长远。
那么，又是什么理念和依据使我如此坚信自己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史源的认识是相对的真理是相对更符合历史的真本的呢？我的答案也许会让你们吃惊：西方中心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恰恰是这个近百多年来流行了直到今天还在流行的“西方中心”指导下的研究成果，论证了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始祖地位。一百多年来的西方中心论成果研究，说中华文明来自古西亚、中东或北非文明，主要说中华文明是古苏美尔文明或古埃及文明或古中东文明的西东迁等等，说他们的人种都是一样的，都是黑眼睛、黄皮肤的；研究表明人类的上古时代，从中华到今天的几大洲曾经有一个大文明文化圈，被命名为巨石文化圈，这个时期俱有高度的数理天文知识和操类似于今天长江流域及以南方言的共同的语言，尊尚巨石而形成宗教崇拜；研究表明现今几大洲都是类似的古老的宇宙产生和人类产生的传说、洪水灾难故事等等；上中古时期相同的象形字的全球显现等等......好了，有了以上共同的研究认同和成果就足够了，就让我完全有了信心加上考古来说明中华文明文化的人类源头不二的理由凭据了。
正如我在《源》一书导言和第二章中阐述的，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要说是人类文明最早文明的发祥地，起码具备的条件是：一是所发现的文明遗址时代最早，二是文明不是孤立的、突发的断头文明，三是具有连续性、向周边扩展性等基本特点。过来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受“黄河中心论”的掣肘，而且将中华文明定格在商周时期，如此一来，中华文明的起点就只有三千多年了，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这几个古老文明到底谁的文明更加古老，就让考古来说话。我们说苏美尔人创造的最早的两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和古埃及在尼罗河上创造的最早的农业文明大体时间是差不多的，距今约五到六千年，而且我在书中还夸张地将他们的上限延伸到7000年又怎样？结合考古成果综合分析，长江流域以湖南道县玉蟾岩（公元前2.05万～1.65 万年之间，年代数据见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第 512页）为人类最早农耕文明遗址，相继发展开来的是江西万年仙人洞（距今1.4万年）、广东英德牛栏洞（距今1.2万～0.8万年）、浙江上山（距今1万年）等上万年水稻农耕文明，彰显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周边推移扩散的态势。
而上万年前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更遑论其它地方了。既然我们说另三大文明比起中华文明的发端时间相差如此之远，那是不是可以判断这几大文明也许就与中华文明没有多少关系呢？当然，如果这些文明无论是从形态到内涵毫无相似关联或只是偶有相似关联，我们则完全可推测这些文明也许是各自分别发展而来，或是间或有影响而已，其文明并没有一个根本源头或者母子关系问题。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些文明不仅形态上相似，内涵上更有许多关联。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史前、上古文明有一个总根总源，这些文明的人种、天文地理知识、图腾崇拜、象形文字等都与中华史前、上古文明相似关联。而且一些看似难以解释的如一些海洋孤岛中发现的史前文明、上中古文明，以及巨石阵、巨石人像头像、神庙建筑、象形文字、高超的天文地理数学知识等等，只要联系到了中华史前、上古文明的全球传播就迎刃而解。我们今天知道，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的形成都呈突然性断代性特点，它们的制陶技术、天文历法、语言文字、图腾崇拜、生产生活习俗等等都与中华文明相同或相似，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长江流域农耕糯民最初的原始图腾崇拜之一就是石头，又处于母系社会，故把石头比作伟大的母亲，叫“萨母”，形成萨姆崇拜。南方古音“石”为“sha”，就是“萨”，“姆”就是妈妈、大巫婆、大祖母，萨姆崇拜后来发展成萨满教，在北方、中亚一带发扬光大。人类最早的长江流域中游水稻农耕文明向东、向南形成长江流域和东亚南亚广大的水稻农耕萨姆区，向北形成中原旱作农耕萨姆区和中亚游牧萨姆区。南方水稻萨姆文明、中原中亚旱作游牧萨姆文明又相汇于西亚、地中海沿岸。这个过程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以四大古文明为主体的众多文明文化。
这个文明的流变路线图是这样的：
先分析向南向东发展的情况。中华南方水稻萨姆文明于万年前就向东向南传播，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南亚（包括朝鲜、日本）发展，因气候适应，形成了东南亚比较纯正的水稻文明区；进而从东南亚沿路桥或涉海到了今天的澳洲并向海洋深处进发，海洋水位升高后也还相互迁徙形成今天看似孤立的海洋岛屿文明；同时，中华先祖向东通过白令海峡或天之浮桥岛（千岛群岛）或洋流一群群一波波前仆后继东赴美洲开拓文明，东北亚成为中华先祖开拓美洲、北极圈的中转站，从海上远涉美洲的先民部分留在太平洋岛屿上又强化了先达到的先民的文明。另一支向南亚进入印度河谷开花结果，产生了印度最早的文明；在印度河谷产生的农耕文明再向西发展，由伊朗高原扩散至地中海沿岸。印度半岛成为中华先祖开拓地中海沿岸的中转站，最后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基本上是同时代开花结果，产生了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
再分析向北向西发展的情况。中华南方水稻萨姆文明向北发展产生了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文明体系，炎黄时代后黄河文明因黄帝势力的逐步壮大而成为中华主体文明，也正因如此，才使中华乃至世界文明的源头——中华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水稻农耕文明被后来中华正统史书有意无意地忽视遗漏，才造成后来中华和世界文明史起源的混乱；另外向北还产生了保持更多原始萨姆崇拜特性和游牧特点的东北亚（东北亚文明部分与东南亚纯正的水稻文明区交叉，如朝鲜、日本就是水稻农耕文明发展得较好的地区）、中亚、西伯利亚文明，这些文明在中华北部、中亚几经折腾后转而向西同样到达西亚地中海沿岸，但他们却不再似南线的农耕糯民带去的是文明的和平创造，而多半变成了凶悍善战的游牧民族，有着文明传播与野蛮掠夺的双重身份；又炎黄时代白民、黑民因黄帝势力对炎帝势力的逐步压制打击而从中华西面、西北面“震荡”出来后，也加入到西徙的进程中来，才形成了古西亚、地中海沿岸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战争杀伐史况。欧洲文明就是在古西亚、地中海沿岸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在此之前，中华先人已在欧洲大陆及大西洋中开拓文明，留下巨石阵、太西洲国等遗迹和传说等。
大量的史料表明，中华先祖从2万年前左右就开始了全球性开拓，到15000～8000年前的中华伏羲、神农时代，中华文明和人种已几乎遍及全球，是为中华全球一统大九洲时代。故无论是古印度、埃及、西亚、美洲或是西方的神话祭祀、图腾崇拜、天文地理亦或《圣经》故事的源头都可从中华文明中寻找到最初根蒂。
问题是清楚了，但要改变近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在“西方中心论”和国内“黄河中心论”指导下的中华文明文化和人类文明文化史观、历史研究的现状，其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源》一书的出版过程时间跨度近三年就是见证。因此说，我们澄清历史迷雾、还原中华本来面目的任务艰巨，任重道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下面就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做些回答：
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是“成长于火红岁月”，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正是我从成长的幼年、少年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大陆社会奋发向上、社会普遍充满生机活力、社会正气绝对压倒邪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时代，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绝对的正义、爱国情怀。这十年，绝不是后来说的什么“动乱”、“诰劫”呀，社会道德、安定方面就不说了，其实，大陆60年来真正的经济的成果都基本是这十年产生的，如两弹一星、杂交水稻、核潜艇、卫星回收、大飞机等等，这些，我另有专门的文章，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说了，我是出生在六十年代，当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是1959年。我进藏是恰逢拉萨开始不稳定时期的1988年，从此西藏拉萨不稳定直到今天，问题恰恰是把毛主席过去在西藏的方针政策改变了的缘故，因为在1980年前的西藏，汉藏关系亲如一家，就如我们说毛主席时代军民、警民关系亲如一家一样。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是这个道理，这些，我都有专门的文章，这里就不多表了。
我前面有所交待，我在大学是学的中文专业，在大学教的是基础课中的大学语文课，故在教学中是能灵活地将中华和人类文明文化融会贯通的，只是当时我对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的认识还处于初步阶段，当然，这个阶段也为我后来的认识打下一定基础。
（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情况详见：http://www.weiweikl.com/LBWH4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