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佛教的形成及基本教义

　　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可以说是基于对婆罗门教的反抗。婆罗门教是古印度宗教之一，雅利安人创造。雅利安人在侵入印度后，大搞种姓岐视。因为出于对自然的无知而产生的畏惧，自称沟通天人的神职人员在印度同样有着极高的地位和广泛的权力。在古印度，这些神汉们叫做婆罗门（即僧侣）。他们假托神的意志，编造了部《摩奴法典》，将人分为四个“种姓”，第一种姓就是婆罗门，其次才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即“刹帝利”），于是，就不仅只有第三种姓（“吠舍”，有一定权力，承但无限义务的公民）和第四种姓（“首陀罗”，被征服者和奴隶）因为地位卑下，倍受岐视压迫而心里恼火，“刹帝利”们也对他们插着上天的旗号凌驾于自己之上而不那么开心。这时候，宣扬众生平等的佛教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扬光大，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佛教基本教义是“四谛”（谛，即真理之意）：苦，集，灭，道。

　　苦谛：说人生经历的生老病死，一切皆苦。

　　集谛：说一切苦的根源在于欲望。有欲望就有所求，有所求就要表现为身，口，意三方面的活动，这叫“业”，（这个词发楞功们常挂在嘴上，大家都熟悉得很。）人一造业要产生果报，有果报就要产生轮回。一有轮回就要重新受苦。（造业与轮回，本是婆罗门家的说法，佛教剽而用之，）

　　灭谛：说要灭绝苦因，就要灭绝欲望，甚至是生的欲望，达到“涅般”不生不灭，永远超脱轮回境地。

　　道谛：是讲修行，要达到涅般，就循规蹈矩地生活，刻苦修行，与外界隔绝，以得到幻想的幸福，从中使人得到自我陶醉与安慰。

　　在修行上，以五戒为主，即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佛教不主祭祀，不拜偶像。着重伦理教诲，主张众生自救，修行能入涅般，但不能人人成佛。在哲学上大体主张“我空法有”，否定主观的存在而倾向于客观唯心。

　　公元一世纪时，佛教受婆罗门教影响，开始主张佛有许多化身，造出各种菩萨，同时宣扬神异，祟拜偶像，认为只要虔诚信仰，则众生皆能成佛。哲学思想也有发展，认为“法我皆空”。这种新潮佛教派自称“大乘”，意即“大道”，“大业”，抑贬原有教派为“小乘”。公元一世纪中叶，我国西域的大月氏被匈奴人赶杀，向南流窜，趁着古印度之衰乱，发狠装老大，灭国屠城，建立了一个相对强大的贵霜帝国。贵霜立国后，统者者信奉大乘教派，大力扶持并支持传布。从此印度佛教以大乘为主，小乘只存流于锡兰，缅甸等偏远地区。

　　二、佛教传入我国

　　在我国西汉时候，西域一些蕃属城邦已经开始信奉佛教。西汉未，佛教开始传入中原。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第一年），大月氏派使臣伊存来聘。伊存信佛，自然时时处处念佛不了。博士秦景宪看着好玩，便向他学习浮屠 经（浮屠，即“佛”的音译）。这是佛教进入中国之肇始。

　　东汉初，佛教在统治阶级中间开始流传。用“流传”这个词，其实大了，实际情况只好比一群富贵闲人见有了稀奇书本，出于好奇，于是把佛经彼此传看一下而已。而佛经之大量传入，据说有个故事：东汉明帝是个孝顺孩子，母后死后，哀毁之甚。一日忽梦有一金身神人自西方来，醒而问诸博士，乃知可能是西方的“佛”，遂派蔡（忄音）到大月氏求佛经（出自牟融《理惑论》）。蔡（忄音）去大月氏一趟，带回来两个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并用白马驮来了一批佛 经。明帝在洛阳城西敕建白马寺，让二位洋和尚于其中译书。这是我国第一所寺院。楚王刘英是个比较另类的贵族，喜欢接触新鲜事物，于是“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汉书，楚王英传》），还养了一批沙门和受五戒的居士。明帝为此还曾表扬过他。

　　当时所传来的，还是“小乘”教。因为他们宣扬的因果报应说，精神不灭论，要求行善修道，布施功德，以为来世积福，及要求以慈悲为怀，不可杀生，清除欲念，专务清静而归于无为，等等等等这些教义，比之儒学的天人感应说和原始道教的长生不老说，更迷惑人，更容易打动人心，富贵闲人们赏玩之间，难免不被蛊惑，于是真格信奉起来。随时间流逝，佛经及教义也开始在民间流传开来，劳苦大众每常贫困无告，佛家教义正好使他们有了精神慰藉，于是自然畅销，佛教迅速兴盛起来。桓灵时，西域高僧安世高，支谶等先后跑到洛阳来推波助澜，翻译佛经多种。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三、佛教的发展与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内动荡，战乱频仍，百姓性命朝夕不能相保。即便得以苟活世间，又大苦于苛政，盘剥横暴，生不如死。这给贩卖精神鸦片的佛教之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那些杀人如麻，榨民自肥的贵族们，一来怕真有地狱这地方，以致死后被打到那儿受罪，二来更进一步，贪心不足地向往着在肉身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后能再到西天极乐享福；三来佛家教义正好可以使治下民人自我麻醉，不事反抗。于是他们同样极心信奉并且大力提倡。北朝之后赵重用佛图澄，前秦苻坚重用释道安，后秦姚兴重用鸠摩罗什，南燕慕容德重用僧朗。这些老秃们都可以参决国家大事。当时佛寺遍布各地，僧尼多到惊人的地步。在南方，佛教更是吃香得很，梁武帝萧衍一度定佛教为国教，仅建康城就有寺院五百多所，僧尼十余万。后世杜牧有诗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实在是乡巴佬得很。

　　与此同时，西行求经的人很多，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据后为统计，这一时期共译出佛经一千多部，三千四百多卷，仅后秦的鸠摩罗什就译了三百多卷。

　　佛教这么吃香喝辣，猛扩地盘，自然要招至儒道这两个土著教派的眼红与痛恨。为了争夺正统地位，三家大打出手，互相攻讦（当然是文攻）。因为儒道是一家人，所以常常联合起来，共同攘外。因此，这场斗争明显带着民族矛盾的色彩。（插一句话，儒学独尊的地位在这时虽然已不存在，但统治者还不算糊涂，知道佛这东西虽然好玩，然而治国还得依靠儒家思想。所以虽然表面上城头大旗变幻，政治里流动的还是儒家的血。）

　　东晋道士王浮作了个《老子化胡经》，说佛教创始人释迦是老子转生的，不是说老子后来西渡流沙了吗？他老人家正是去教化西方蛮夷去了。南朝刘宋之顾欢写了《夷夏论》，从儒家的角度反对佛教，说佛教徒剪发旷衣，狐蹲狗踞，下弃妻孥，上绝宗祀，不合华夏礼俗，主张废弃。在北方，所谓五胡乱华，“胡”人掌权，你说佛是“戎神”，等于附带着连那些“胡”人也骂了，这可是要掉吃饭家伙的事，没人敢轻易造次；所以反佛比较困难，佛教处于优势地位。但是佛教流行，出家人太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役源，而且那些胡人虽然在军事上强大，在心理上却自卑，深以胡人出身为耻，而颇想换血整容，变成汉人模样，从此也以华夏正统自居。所以有时候他们也支持排佛，提倡儒道，比如北魏的拓跋焘，就曾封寇谦之寇天师为国师，使佐国政，而对佛教痛下毒手。但是由于佛教体系比较完备，所以在一时打击后，往往马上见风猛长，重夺失地。

　　南北朝以来，由于新的佛经不断传入和对教义的不同解释，就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在诸多派别中，以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影响最大。

　　天台宗以智（岂页）和尚为代表，祟奉《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这一派着重宣扬一切“皆由心生”，世界本体是空无，因而又被称为空宗。

　　大名鼎鼎的玄奘和尚是法相宗的代表，以论证“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故又称唯识宗。它说的“识”是指精神本体，而宇宙万物即由识幻化而成。意如古天竺的“梵”。

　　华严宗以法藏为代表，以祟奉《华严经》而得名。主要是通过论证所谓“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以及“理”与“事”的关系，宣扬客观世界是依赖于主观世界而存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诸派中最厉害的是禅宗。由万里迢迢来到中国，然后一苇渡江，来到北魏的少室山修行布道的可敬的达摩先生创立。“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写，意思是静虑。静坐沉思，称作“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到唐朝武则天女士当政时，禅宗五祖弘忍的两个弟子闹崩分家，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把自家主张归纳为四句偈。神秀和尚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强调苦修，通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然后才能渐悟成佛。慧能说你真是多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反对神秀的渐悟说，认为菩提只向心觅，不劳向外求玄。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也不必苦哈哈地背经诵佛，就可以顾悟成佛。从哲学上说，渐悟是客观唯心论，顾悟则是主观唯心论了。慧能开的这个修佛速成班，对那些陷于水深火热而看不到出路的劳动人民，有着极大的欺骗性和吸引力。而对于官僚贵族，这种廉价进入天堂的法子，既可以使他们空虚灵魂得到寄托，又不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自然非常之合口味。因此，南宗很快战胜北宗，得到广泛流传，到唐朝后期，它几乎取代了佛教所有宗派，垄断了佛坛。

　　唐朝皇帝姓李，自吹是老子李耳先生的后裔，所以道教地位祟高。武则天女士为了反李唐皇室，把道教贬在佛教之下，对佛教大肆推祟。据史载，则天女士诸位最可心的情人中，有一个就是花和尚。由于佛教教义比道教更吸引人，李姓皇帝中多有背宗忘祖者，撇开道教不尊，反把佛教抬举到了天顶上。中间武宗李炎为了打击极度膨胀的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听了道士煽风点火一番话后，下令灭佛。可是李炎一死，叔叔宣宗李忱继位，马上又下令扶持佛教。因为道，佛两教都有其生存的社会根源和后台大老板，所以搞来搞去，谁也搞不垮谁。然而由于禅宗相对更吸引人，所以佛道之争中，佛教相对占优势。

　　唐朝以后，佛教可就不再有那么荣宠了，基本上没再攀爬到政治高层去影响国家大政。不过也没了什么大起伏，相对平缓地在民间发展融合与延续。只有在元朝时候，佛教变种之一的喇嘛教才又格风光过一阵子。喇嘛教是佛教传入吐蕃后，与西藏本地宗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以《甘珠尔》，《丹珠尔》为经典。——《丹珠尔》中的五明杂著---即：声明（语言文字学），工巧明（工艺，技术，天文，历算），医方明（医药学），因明（逻辑学）和内明（哲学与心理学之类）----是西藏的重要文献。——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喇嘛教日渐兴盛。蒙古人一统天下后，元世祖忽必烈这个鞑子格外荣宠喇嘛教，从他开始，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且亲自受戒。元后，这样子的帝王宠眷，就成了昨夜美梦了。但是由于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结合了中国社会实际，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吸收儒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从外来的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能够在民间继续流传，广泛深入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民风。

　　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佛教虽善媚，却始终没有在政治和思想上占统治地位。但它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统治的辅助工具，经改造后，在我国一直广泛流行。

　　四、佛教的流弊

　　释迦之创佛教，不外是救渡世人，“拨诸沉冥，脱于苦海”。原意与基督教同。可是也正如基督教一样，一旦世俗化，再被政客加以利用，竟就滋生出无穷弊害来，不但与创教初衷相违悖，反而成了祸民害世的大蠹。这只怕可是乔达摩，悉达多先生创立佛教时所做梦也想不到的。
　　佛教初来中土，是外来户，所以还算规矩老实，一本正经地传他的教旨，开发潜在影响。僧众还算自律。待到魏晋南北朝时，趁着天下离乱，人心惘怨，“发国难财”一下子暴发起来后，那些和尚们于是也叵耐起来，竟把佛教弄成了一个专事坑蒙拐骗的大集团公司，先拿地狱诸般苦头唬人，然后指条“明路”说可以布施积德，大概意思就是劝人花钱消灾；借以骗人钱财。百姓受骗，向寺院施舍，往往倾家荡产，大量人口被迫出家为僧尼。寺院依仗着统治者撑腰，公然侵夺百姓土地房产的事多有。寺院地主又盘剥下层僧尼和寺户，积累私产，再放高利货害人。同时又由于寺院有着特权，又有不少人为避赋役，而削发投入寺内。所有这些，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不小的破坏。

　　统治者为了借佛教麻醉人民，也大肆倡佛，大修寺塔，施舍钱财给和尚们。南朝宋明帝修了座湘宫寺，自夸说是积了一大功德。大臣虞愿说，这些都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何功德之有！梁武帝萧衍也大演闹剧，弄了两次不做皇帝，削发皈佛的丑事，每次都让朝庭花极大一大笔钱布施给寺院，将他赎出来。统治者与僧侣与勾结，沆瀣一气，国家百姓深受其苦。这种“浮屠害政，桑门蠹俗”的弊害，激起了一些鲠直士人的反对。其中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了《神灭论》的范缜。

　　然而由于佛教教义的麻醉欺骗性和统治者的格外袒护，反佛的声音往往微弱无力，不能给佛教流弊以打击。殆至唐朝，其流害有增无减。只武则天女士的情夫怀义和尚，就不知闹出过多少荒唐事情，害过多少条人命，挥霍了国库多少金银。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主势力恶性膨胀。因为寺院享有免役免税的特权，僧侣地主就利用这种特权，来与世俗地主争夺地租和劳力，双方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不断。而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包庇偏护，他们相对更加咄咄逼人。至此，僧侣差不多已完全沦为神棍一流。

　　唐朝反佛人士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唐初的傅奕，一个是中唐的韩愈，其中以韩愈最知名，他差点为这事掉了脑袋。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陕西凤翔法门寺说有一块佛骨，笃信佛教的宪宗李纯要把它迎到宫中供奉起来。在皇帝带动下，上下人等“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掀起了一场迎佛骨的宗教热潮。（恐怕比今之传媒上说的各地掀起的学习三个代表的热潮要热得厉害潮得多。）韩愈此时独上书反对，而且言语激烈。结果龙心大怒，差点因此砍了他。

　　元朝喇嘛教受宠的时候，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祟和优待，因而骄横不法，为非作歹者多有。时人厌苦之。后来佛教政治地位不再高上，只在民间流传，而僧侣之恶俗势力，却是有增无已。在明清小说中，和尚们多被描绘做坑拐欺瞒，奸淫贪鄙的小丑，呼之为秃驴，说“不秃不毒，不毒不秃”，可见其行径之可鄙耻与世人对他们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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