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叔孙通对于“古儒”来说是背叛，而对于整个儒学体系来说，则无异是个创新。他赋与了儒学时用的意义，“与时变化”以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媚世法，保证了儒家几千年来思想界之主流地位。变易到后来，其思想内质去孔子也远矣，尤其到后来儒学被改造成宗教来信奉与传布，就更是当年之孔子所能梦想得到的。所以我们说“儒”，很难（事实上也根本不能）简简单单一言以蔽之，而应从其“用”上入手，从其“变”上着力，来加以阐解。所谓“道固委蛇”，当具体分剖。

　　叔孙通虽然为后世儒学昌盛奠下了基础，然而当时，却并没有被刘汉统治者过分尊奉，刘邦之用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儒家的礼仪可以让他这个皇帝当得更过瘾，而在政治之道上，并不怎么抬举儒家，认为他们专务迂阔，于治无用。相对之下，秦朝因苛法暴政而导致毁灭的教训，才更让他们着心留意。并相诫以之为前鉴。基于此，他们的统治政策，采用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做指导。“黄老学说”，实际上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是指“黄帝之学”，“老”是指老子的学说。------黄帝之学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关黄帝书五种；商鞅曾说秦孝公以“帝道”，这个“帝道”据说就是黄帝之学。只是后来黄帝之学的著作均已佚失。黄帝之学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在于，黄帝之学不仅讲道，更且讲法。------汉初把黄老揉合在一起，用来指导政治。黄老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陆贾，他总结秦亡教训，提出无为的政治主张，认为统治者对人民小干扰，合其安居乐业，就可以缓和矛盾。体现在政治上的实践，就是“萧规曹随”之类的治道。这对饱受战乱之苦，生民凋敝的西汉初年，确实是比迂大的儒家思想更实用的，有头脑的西汉初领导者没有重用儒学，实在是选对了方面。

　　然而诚如马丁，路德，金说的：“一个问题的解决，只是标志着别一个问题的开始。”随着汉政权的逐渐巩固，新的问题也就出来了。一味逊让的“和亲”越来越显现出对于安抚匈奴的无效，裂土封疆的诸王一个个心怀不轨，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受着这种种迫切的影响，在文景未期，黄老学说便渐渐失宠了，无为开始让位给有为，儒家思想这才开始渐次受到抬举，为董仲舒之最终说动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西汉中前期的几个皇帝差不多都是很能干很有头脑的，他们绝对讲究实用而反感虚妄，要求出实效而不能容忍迂阔。固有的儒学思想如果不再加以改造以媚合，照样休想动得了圣听。在这要紧时候，天生了董仲舒这位改造家，把孔子学说大加整改，将其宗教化起来，并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思想洋洋大观于他上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

　　首先他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对于这个“天人合一”，后世人无限玄化，弄得跟禅宗似的，殊非老董本意。）说自然与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上天固有的安排，而人的活动，同样可以反作用于“天”。而这个“天”，就是冥冥中的那个主宰。而人世的皇帝呢，则是“受命于天，”以御诸万姓。人们服从皇帝其实不止是服从皇帝，而是服从天道，谁敢忤逆天子，就是违犯天命，为天所不容。所以你纵有诸般痛苦不幸，也只是上天使之然，怪不得天子。有这么好的思想舆论工具，那么精明的刘彻不取而用之倒是怪事。

　　董仲舒从天授君权说出发，大力宣场孔孟的“君臣父子”观念，并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同时又高喊“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把这个纲常当作是上天的意志与安排，借以吓唬人。在其影响下，中国于是构成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与夫权这四种统治权力，这种宗法思想，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从血与肉上束缚枷锁着人们。这对于封建统治来说，无异也是极有用的。何况在鼓吹以上种种的同时，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宣扬人性是有等级的，上等人总是上等人，下等人终究是下等人，做上等人的牛马奴仆。这种对于等级制度的赞歌，在统治者听来，自然格外悦耳。综合以上种种，汉武帝倘竟不采纳它并且独宠它，反倒不成其为汉武帝了。

　　要想生存发展，便须合于时用，欲求合于时用，便须自革求变，事之情物之理也。儒学亦然。统治者为其政治计，也正少不得这样随时可以做些变易以适应自己需要的学说，来做其执政的指导和御民的工具。这两者于是相互苟合。而看上去，倒也其乐融融。

　　所以，非孔儒学说可篡易，不得不篡易，非董仲舒能鼓吹，不得不鼓吹；非汉武帝尊儒，不得不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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