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完成和1957年整风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使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认为可以用比“一五”计划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1958年党中央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时，县委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在大批“右倾保守思想”的政治气氛中，开始发动和组织“大跃进”运动。1958年9月，县委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在全县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大跃进”运动中，县委不断提出过高的跃进指标，致使“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盛行。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县委特别强调“公”字，大办公共食堂，刮起了“共产风”。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冬季积肥。组织大兵团作战，农民天天苦战，生产情绪受到严重挫伤。大办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割禾童与姑”的现象，结果丰产不丰收。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使已受“五风”损害的农村形势更为严重。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党中央进行了纠“左”的初步努力，县委做了一些纠“左”的工作，但形势没有大的好转，1959年下半年的“反右倾”斗争，使形势出现逆转，“共产风”、“浮夸风”等故态复萌，再次泛滥起来，这时，县委发出“彻底反右倾，继续掀起大跃进高潮”的号召。继续提出农业生产高指标，连续开展了“反右倾”、“烧中游”运动、垦荒运动和“万千百猪场”运动。使经济建设形势更加恶化，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历时三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危害之大，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当然，付出极大代价之后，在兴修水利、修建公路和工业建设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段曲折而惨痛的探索历程，给人们留下了最深沉的反思。 第一节 农业“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9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各地迅速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水利冬修和积肥运动。1957年冬，县委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和冬季积肥运动，拉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县委贯彻中央精神，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农业生产的高指标，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运动中，县委多次修改提高农业生产跃进指标，掀起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先后要求五年、三年和一年农业生产跨《纲要》。随着生产指标的不断提高，加上组织措施的压力，“浮夸风”盛行。县委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夸大主观能动性，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动辄“翻番”、“跃进”、“继续跃进”，以致反复折腾，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跨《纲要》高潮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
解放后，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渴望经济上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尽可能地把建设搞快一点，这是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1956年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1953年到1956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得到较快发展。1957年，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最好的年份之一。桃江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工农业生产都有较快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6年增加578万元，提高12%，为1949年的189%；粮食获得大丰收，1957年总产量比1956年增产697万斤，提高18%；到1958年3月止，全县兴建水库56座（其中有雪峰山、花果山两座小Ⅰ型水库），山塘1500多口，河堤坝400多处，蓄水量达11900多万立方，灌溉面积达到56万多亩，其中38万亩稻田抗旱能力提高到30天以上。这是桃江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奇迹 。
在迅速取得的成绩面前，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县委当时也认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和思想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就有了万能的法宝。低估了改变桃江落后面貌的艰巨性，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
1958年1月8日，县委召开第一届二次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县委第一书记王志文作了《认真贯彻省党代会精神，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全力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报告，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政治气氛中，讨论实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去年农田水利建设和冬季积肥高潮一来，反“右倾保守”的空气一膨胀，县委对农业生产“大跃进”充满了信心。会议认为在桃江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条件已经具备，各地各部门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保证农业生产跨《纲要》。会后，全县上下在反“右倾保守”的紧锣密鼓声中，考虑如何提高指标，加快速度。县委组织了25万多人参加的春季积肥运动，共积各种肥料56592万担，每亩平均积肥943担。为了进一步落实58年农业“大跃进”的计划，2月17日至25日，县委再次召开县、乡、社三级干部大会，到会干部2400多人。会议传达了省委农业生产会议精神，听取县委关于提早实现农业生产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报告。会议提出“十年规划，五年完成”的口号，要求58年粮食亩产跨“纲要”（亩产800斤），总产比57年增产40%。这些生产指标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实际可能性。5月27日至29日，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修改《1958-1967年桃江县建设社会主义规划（草案）》，又将计划修改为“十年规划，一年完成”，提出“苦战三年，彻底改变桃江面貌”的口号。要求58年亩产稻谷1000斤（1957年亩产稻谷360斤），红薯亩产10000斤，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保证书”。
会后，全县各地贯彻会议精神，掀起了农业生产的更大高潮。1958年农业“大跃进”中，全县有33万多人投入农业生产。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搞，亩产千斤不可少”、“亩亩积足千担肥，实现亩产千斤粮”。当时有人编了一首歌谣：“月亮已经落山边，劳动大军不休眠。川流不息闹田野，劳动歌声唱翻天”。正当各级大力宣传、全力落实农业“大跃进”的各项任务的时候，县委于6月12日，在泗里河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王志文传达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跃线精神。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的讲话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等方面的论述。参加会议的８0多名干部对会议精神反应强烈，纷纷提出本部门、本单位的“跃进”计划，不断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这种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自上而下刮大风式的推动工作的领导方法，引发出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这股风的特征是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当时，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违背唯物主义常识的言论，天天报导高额丰产的典型（称为“放卫星”）。县委为了给农业“大跃进”造势，全县组织一支40758人的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庞大队伍，进行各种文艺形式的宣传，还写出标语21万多张，黑板报3500多块。当时已是夏粮收获季节，各地正规划晚稻生产，全县兴起一股浮夸产量，大放“卫星”的浪潮。8月5日，《桃江报》、《桃江农村》放出了王志文在花桥乡第一分社种的6.7亩试验田的高产“卫星”：计划晚稻亩产1万斤，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离奇的高产卫星，大都是采用“并田”方法（即把许多的茁壮的成熟的庄稼移栽到一块田里；也有一些是按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7月1日，县委召开“晚稻超早稻誓师大会”。会议提出“加干劲、加措施、不断革命、一跃再跃，力争全县实现亩产稻谷双千斤”的口号。1957年亩产只有360斤。县委在几个月内几次修改提高指标，要求全县实现亩产双千斤。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这确实是当年县委发出的号召，它说明如果在决策指导上、理论认识上发生重大失误，在实践中后果是严重 的，什么贻笑后人的事情都有可能产生出来的。当时，会上各级干部纷纷提出“跃进”规划向县委表示决心。桥头河乡提出58年田土平均亩产粮食4200斤。力争在常德地区插上十面红旗的“跃进”计划，受到县委的表扬。8月16日，县委又召开有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余人的大种晚稻“试验田”动员大会。会议号召大家普种试验田，放高产“卫星”。会上谁的试验田产量吹得最高，谁的措施最脱离实际，就是谁的“卫星”放得最大，就给谁插红旗。这样晚稻亩产竞被浮夸到几千斤，甚至几万斤。密植由4×5寸发展到1×1寸，一亩插5.6万蔸 ，深耕由8寸扩展到3尺，积肥由一亩1000担到2000担。当时就有部分干部群众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肥多一把草”、“禾密只有狗脚踩得草”，被当作“右倾保守思想”批判，而那种不讲科学的荒唐作法，竟被誉为“敢想、敢说、敢干”的先进。对那些比较实事求是，对“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干部公开进行横蛮指责，说他们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不是“红旗”、而是“白旗”，要“拔白旗”，“树红旗”。
浮夸作风使得县委决策严重失误。11月8日、11日，县委连续发出《关于深入扎实开展土地深耕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大规模开展水利冬修运动的指示》。《深耕指示》要求：全县76万亩田地普遍深耕一尺以上，其中棉田要深耕1.5尺，试验田深耕2尺以上，试验土深耕3尺以上。为了完成深耕任务，县委决定大力推广深耕工具，计划推广绳索牵引机1300部，深耕犁15000部。县委认为深耕田土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大革命，同时又是一次战胜“右倾保守”的思想革命。在《水利冬修运动的指示》中，县委要求今冬明春开展一个巨大的水利冬修运动，苦战一冬春，基本上实现全县水利化，修建中型水库18座，小型水库680座，山塘河坝等其它工程1449处。为了实现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非科学的设想，县委要求每个公社建立铁木工厂、水泥厂、炸药厂和石灰厂等。全县建立40个水泥厂、37个炸药厂。在兴修水利中实现运土车子化，索道化和轨道化，碎石半机槭化，压土半自动化。这种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很大的浪费。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脱离客观条件去盲目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不受客观规律的惩罚的。为了追求高指标，11月27日，县委召开冬季扩干会，总结58年农业“大跃进”的成绩，号召各级“报高产”“插红旗”。许多社队干部为满足县委的意图和要求，望风使舵，层层加码虚报，造成粮食产量的巨大亏空。会议对各地放出的“高产卫星”大加肯定，会上先后贴出“喜报”2763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亩产早稻3067斤的良箱农业社，亩产红薯5.8万斤的黄金洲农业社，亩产包谷1000斤的武潭乡，还有亩产7050斤中稻和12万斤芋头的“高产”典型等。县委依据各乡汇报的“跃进”产量，认定全县田土粮食亩产达到1014斤，宣布1958年粮食亩产“超纲要”，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后来，国务院给桃江县颁发了锦旗。会议根据各地虚报的产量，评选出先进乡4个，先进农业社123个，先进乡党委书记9个，先进脱产干部33个和非特产干部178个。由县委授予先进单位和“红旗”干部称号。对那些敢于讲真话、实事求是的干部，一概斥之为“白旗”干部。采取“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对他们围攻批判，迫使49个“白旗”干部当众认错检讨。会后，各地纷纷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打击了一大批脚踏实地的好干部，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的蔓延，使“左”倾错误在全县进一步泛滥。
1959年3月3日至6日，中共桃江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279名，列席代表195名。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全面落实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研究增产措施，为实现1959年全面“大跃进”而斗争。会议选举了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7人，候补委员5人。第一次会议选出王志文、李企孟、吕书元、龚瑞林、崔祥为常务委员。经上级批准设立书记处，由王志文任第一书记，李企孟、吕书元任书记。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人民公社现阶段仍为集体所有制，保留按劳分配制度。批判了那种无根椐地“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进入共产主义”的作法，澄清了党员干部对所有制和分配关系方面的误解。但是会议对当时已经严重泛滥的“五风”错误，特别是“浮夸风”不但不制止，反而作为推动生产发展的经验加以肯定。会议在对1958年粮食总产量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后，对1959年计划 的粮食产量提出了更高的指标。错误地提出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口号。大会认为，1959年是“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全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必须鼓足干劲攻八关（农业五关：粮食、棉花、油料、肉食、现金；工业三关：炼铁、煤炭、农械），保证粮食亩产双千斤。会后，根据县委的要求，全县90%以上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开展了群众性的报喜运动，大放“高产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