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综观张剑的梳理成果，李贺研究大致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生平[生卒年，家世，生地与籍贯，赋《高轩过》的时间，潞州之行，其他（如李贺任官职等无聊小问题），心理，性格和思想，与佛道关系，艺术特色和艺术手法，诗歌成就，艺术渊源和影响研究，作品整理，版本研究，研究资料整理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大师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论文专著异彩纷呈，异彩纷呈的结果是“学术做得不够，新的成果得不到及时利用，一些错误说话得不到纠正，低层次、低质量的研究重复不断。”“至于观点、论据雷同乃至大炒古人冷饭之作更触目既是。”“研究者自身储备不够，只能停留在表面大而无当的议论上。”（张剑《二十世纪李贺研究论述》）这种高见文中更多，因篇幅有限，笔者只好挂一漏万，深表“遗珠”之憾。从张剑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贺研究中的“滥竽充数”，“零碎杂乱”和“鱼目混珠”。关于李贺研究，有没有突出的成果 ？有！钱钟书《谈艺录》中的李贺论，就是研究李贺的上乘之作，张剑在《二十世纪李贺研究论述》中总结钱的论述：“一是辨证地指出李贺涉世未深，刻意为诗的特点。二是从哲学的高度来分析李贺诗歌。三是指出李贺诗的特点在于‘修辞设色’，这也是钱氏最具独创性之处。四是融合古今中外于一炉。”并在该文结尾呼吁：“像钱钟书那样，挟雄浑之学术功力和敏锐之艺术感受，穿行古今中外，沉潜文本，体贴人心总结李贺诗歌独特的创作范式特征，从哲学高度对李贺做切近本质之审视的经典著作才有可能再度出现。”另外还有袁行霈先生在《苦闷的诗歌和诗歌的苦闷》一文中对李贺的观点很看法以及陈允吉教授的《解读李贺》。李贺研究中只这三人的观点足矣！其他人的研究都是在这三棵浓荫大树下乘凉，徘徊不前，逡巡不定，没有见解，没有创意，不能触到李贺研究的本质。李贺研究的本质是：诗人写诗，“诗人之诗”。

　　二 诗人之诗 ，诗人写诗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几句不起眼的话：“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视主观化的幻想，因而具有更突出的诗人气质，其诗也成为真正的诗人之诗.....”。笔者读之，触目惊心。在没有人注意的角落，在不经意间，袁行霈一语道破了真理：李贺是一个诗人，他只是一个诗人，他在写诗，诗是他的生命，除了诗，他一无所有。评论李贺，心中必须坚守这个观点，否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都是胡扯。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说：“倘若诗人的意义，是指从事文艺者之性格上偏于主观的，情绪的，而离庸常人所应付的现实生活相远的话，则无疑地，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笔者想说的不是鲁迅，是性格上偏于主观、情绪、与现实不符的诗人气质。李贺恰如李长之说的那样，一出生，社会环境就紧逼他一步步走向诗人之旅。这一点，在诸多评论家的论述中早已被证实。首先是社会，其次是性格。就像某些哲人所说的那样，“造化总是喜欢把充满缺陷的生存环境安排给天才，而要让天才人物本身也带有许多克服不了的缺陷。”根据文学史家的考证，李贺生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关于这一点有不同的说法，有24岁说，26岁说，27岁说），不过无关紧要，一句话，李贺英年早逝。在他短促的一生中，经历了中唐德、顺、宪三朝。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唐代社会矛盾激化，强藩交乱不止，宦官飞扬跋扈，内部倾轧不断，致使政治气压升高，弄得人人惶恐不安。特别是多数知识分子身上，盛唐的昂扬气象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冷淡的忧伤，是对昔日辉煌盛世的怀念和向往，对自己的前途产生怀疑和否定，并在内心深处藏有一丝丝梦幻，终于导致他们盲目地去追求主观心灵。陈允吉在《解读李贺》中说的相当精辟：“无数的事实表明，中唐社会所呈现的那种轭塞、颓废的生活现实，乃是酝酿与萌生众多病态人格的温床。”李贺的《苦昼短》说：“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动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南园》中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从这些诗中我们知道李贺有征服自然界的理想，并且有很宏伟的抱负。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进取心的人。但是，李贺因讳父名受到人们的议论攻击，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好象面对自己的老婆生孩子，有力使不出。后拜谒韩愈，韩愈惊疑他的才华，这依然没能改变他的命运。虽然他曾经当过一官半职，但他这样一个满怀深情的青年，屈就这样的卑微地位，郁郁不得志。他所有的理想抱负在现实面前被一一击碎，使他的精神处于极度抑郁、苦闷之中。信如袁行霈先生在《苦闷的诗歌和诗歌的苦闷》中所云：“李贺是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抒写内心的苦闷。”李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就好象马克思说假如没有拿破仑，会有另一个人去席卷欧洲大陆，我们可以这样说，假如中唐没有李贺，会有另外一个人去取代李贺。中唐社会的混乱，气氛的郁闷，是造就李贺这个天才诗人的社会基础。美好梦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差距，构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写诗抒志成了最好的心灵寄托方式，写诗成了必需。歌德说：“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他的出生就是要完成他写诗的使命，写完他该写的诗他就离开了人间。他是一个诗人，实实在在的诗人。
　　李贺自幼家境贫寒，然而他是世家子弟，内心深处十分迫切希望通过仕途作为进身台阶，唯其如此来改变家庭的没落。因此他的功名意识很强，这种功名观念大部分来源于母亲的潜移默化。母亲过分的宠爱，使他有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同时对他母亲又有一种过分的依赖性。由于他所处环境的变化，有时候无法得到母亲那种无条件的爱护，而埋藏其心间的渴望和被赞赏意向又没人理会，这不能不使他在精神上异常的孤独和寂寞。他在诗句中的自信心只是虚伪的外壳，说得地道一点是掩盖他的怯懦和无用。正因为对母亲的过分依赖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压抑感，也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依靠别人的帮助，突然在失去所需要的保护时就产生了焦虑和不安。他的这种极不稳定的情绪带给他生活上的恐惧和纷乱。从这一点上说，母亲对于他成为一个诗人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尽管母亲是无意的，母亲心中只是想照顾好自己的儿子。陈允吉教授说，李长吉的这种低靡情绪母亲要负责任。但他没有想到，没有这样的母亲，没有母亲对李贺的关爱有加，就没有李贺这个诗人。笔者不是说要按照这个家庭教育模式来教育后代就可以培养出优秀的诗人，笔者只是说在李贺身上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其实，也是李贺的天赋适宜写诗，正如上海的张爱玲，缝一双袜子学了十几遍，仍然学不会，她写起小说却无人可比，她出生就是注定要写小说，好象李贺注定要写诗歌。根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知识与李贺和母亲的这种暧昧关系，我们可以得知李贺有深深的恋母情结。恋母情结的人大都早熟、敏感、多疑，当然李贺的早熟和敏感一大部分得益于知识的储备，也不能否认他与母亲的关系。日本有一为研究李贺的学者谈到《贵公子夜阑曲》“袅袅沉水烟，鸟啼夜阑景。曲沼芙蓉波，腰围白玉冷。”这句诗，指出他们分别写到诗中主人公嗅觉、听觉、视觉、触觉等诸多方面的感受，而最后“腰围白玉冷”一句摹述的感觉尤其灵敏真切，非常符合这样年龄的青年人的特点。他很敏锐的抓住了这些带给自己的感受。他自幼体质瀛弱，长得“细瘦”，“通眉”，“巨鼻”，“长指爪”（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宏伟抱负的内心外加这样一副尊容，形成强烈的反差，丑陋的外表会形成他心理上的扭曲变态。我们设想，他若有李白的潇洒和李白所处的盛唐，我们的文学史是不是要改写一笔？他扭曲的心理反映在诗歌上，就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祈愿通过艺术来补偿，我们就不会为他诗歌中的“世上英雄本无主”“雄鸡一声天下白”这些句子而莫名惊异了，也不会为“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长叶啼风雨”《伤心行》中久婴沉疴的感伤者在其身心交病中发出的微弱吟唱所触动了。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说李贺“把作诗视为生命之所系”。骑驴觅诗，苦吟成性，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在加上社会对他的回报不公，出现了早衰现象，他对此惊恐不已，引起他对人生短暂的思考。他在诗句中多次提到这种现象：“壮年抱羁恨，梦泣声百头”（《崇义里滞雨》）“日昔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上面的论说是他作为诗人的先决条件，也是他诗人气质的养成，是诗人的素养培养过程。李贺是天才，他不同于渊博的学者，知识渊博的人只能说明他只能掌握其所学到的东西，对没有教授到或没有学到的东西他们缺乏一种创造性和想象力。好比钱钟书，好比王国维，好比陈寅恪等学者型的人物，这些人我们并不否认他们知识超群，记忆超群，也许正是这些优点导致了他们创造性的消失。当年钱钟书送一部厚厚的《管锥编》给吴组缃，吴看完后说，这部书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你钱钟书自己，钱为此还大为恼火，说吴根本没有读懂他。吴说的是事实。但我们回头看李贺的二百多首诗歌，篇篇都有自己，篇篇都是自己的心声。苦闷、抑郁得到了最好的宣泄。这与他的性格和社会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正如上面所说，李贺是为写诗来到这个世上的。既然“万事具备”就“只欠东风”了。《中国文学史》（袁行霈）说李贺的诗“艺术思维逸出常规，遣词造句刺激狠透，修辞设色惨淡经营，意象结构古怪声新”，风格幽凄冷艳什么的，所有所有，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轻易猜知。一言以蔽之：“所有生活中他得不到的，他会在诗中用自己的方式得到，这决定了他的风格；所有生活中没有的，他都在诗中用自己的方式反映，这决定了诗的内容。”（注：“自己的方式”就是利用宣泄，摆脱苦闷。）笔者援引几例，以展现李贺的才华横溢以及他诗歌艺术上的用意，以飨读者。如李贺的《秋来》“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幸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时光易逝，功名未就，事业未成，恨血千年，知音何在？带着沉重的悲哀和苦痛，带着对生命和死亡的病态关怀，李贺开始对人生、命运、生死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思考。写鬼怪，写死亡，写游仙，写梦幻，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自己的苦闷。（袁行霈语）李贺诗人气质的存在，偏向于内心的主观情绪，致使他不能对社会有清醒的理性认识，他耽于幻想，在幻想中融于入浓郁的伤感情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内心的困惑乃伟大作家精神劳作的基本条件。”《作家的困惑》李贺的困惑使他对诗歌产生了一种唯一的精神寄托。再如李贺的《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扎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洲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这首诗写的大开大合，时空交错，意绪飘忽不定。诗中求生的意志，对天国的向往与人生的短暂，现实的困厄，纵横交织，困绕在诗人的心头，使他的精神处于亢奋与消沉的交替起伏状态，因而其想象变换倏忽，活跃异常。用这样不定的思绪来缓释他怀才不遇之痛，洗刷他多病之身，找些许心理安慰。最值得说的是他的修辞设色。长吉的诗歌是苦闷的象征，在刻意追求的修辞设色上，在刻意摹化渲染的直观事物形象背后，总是隐藏着极其浓烈的感情。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曾指出，长吉歌咏草木好用“啼”字，“泣”字，如《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黄头狼》“竹啼山露月”，《湘妃》“九山静绿泪花红”等这些寓情于景的生动描写，仿佛李贺要让草木来偿还自己的创伤和泪痕。他还喜欢用“死”，“病”，“血”，“凝”，“鬼”，“蛇”等一些触目惊心的字眼，这些字眼正好是他感情和注意力的积聚之所。另外如“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红”的重复叠加组成落红的意象，看上去泫然夺目，并且将青春将暮的哀伤贴切传神地融入诗中。《谈艺录》提到的“通感”，李贺也用自己敏锐的艺术感受在诗中表现得惟妙惟肖，他把视觉，味觉和听觉打通，达到了互通的艺术效果。风雨似乎有味道，他写“酸风”、“香雨”，萧声可以“吹日色”《难忘曲》，月光可以“刮寒露”等等等等。笔者就不再多举例子，李贺诗中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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