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岭商路史略

作者：杨桦　发布时间：2026-06-28 16:22:11　来源：《南雄文史》　浏览次数：2552

位于广东北部与江西省交界的梅岭驿路，古代又称大庾岭路，不仅是沟通岭南和中原、江南各地的交通要道，军事要地，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商业贸易通道。唐代以来，岭南与中原、江南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新道，改变了过去“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的落后状况，使公私贩运大为改观。大庾岭路的开通，大大加强了南北的经济交往，此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羽毛齿革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
　　　　
　　　　　　　　梅　关　　　　　　　　　　梅关驿道　　　　　　　　昔日的浈水是繁忙的水道
　　宋代，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梅岭路显得日益重要，岭南大量的金银、香药、犀象、百货等物品都是由此陆运到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然后再水运至京师。北宋元丰二年 (1079)，神宗诏令东南诸路“增置漕舟”，把原来陆运纲运改为水运。北宋末，江西饶州专供“往来搬运岭南铜、铅等物料……应付上供纲运”的官船就有280艘。南宋以后，在江西洪、吉、虔三州专置造船场，每场工役兵卒200人，立定格例日成一舟”。由此可见，宋朝政府的纲运往来梅岭是十分繁忙的。
　宋代，官府对盐实行专卖度制，官运官销，南雄食粤 盐，江西食淮盐，由于淮盐质量不好，斤两不够，价钱又高，故虔州一带百姓多入岭南盗贩，走私活动在粤赣边十分活跃，朝廷深以为患，官员争议不休。庆历年间，广东转运使李敷、王徭奏请运广盐于南雄州，以供应江西虔、吉等州，“未报、即运四百余斤于南雄，而江西转运司不以为便，不在取”。元丰三年(1080)蹇周辅立盐法，以粤盐一千万斤行销虔州和南安军，仅行七年，蹇法被废，江西复食淮盐。但岭南的走私贩盐活动依然十分活跃。元代，广盐行销江西极少。至元十六年(1279)只有621引， 约15．5万斤。至元二十二年(1285)有10825引，约270万斤。　
　　明代，梅岭路是广东货物输往外省最多的一条商路，而南雄成为南北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商旅往来十分繁忙，“诸夷朝员，亦于焉取道。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南安人有驴背辇载络绎，米盐器用多货之所由出也”。由于南雄人“工无巧技，商无厚赀”（明嘉靖《南雄府志》），故多从事经纪生 意和运输，嘉靖年间，梅岭路及浈江沿河就有盐店、牙行221间，民船500艘。万历二十三年(1595)，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经过梅岭时看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象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利玛窦《中国札记》）南雄有个葛盛华的商人，就雇有40个人做生意。
　　位于梅岭商路上的圩镇也很繁华，南雄城明时被称为“小扬州”，“南来车马北来船”。距城北60里的火迳，天顺年间以来就为迁徒来的“无籍者所据”，为适应商旅往来，成化十二年(1476) 知府江璞进行扩建，改名为通济镇，增屋百二十楹，迁人居住，官府取利“以十之三为商旅饮食之需”。位于城北30 里的沙水镇也相当繁华，“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
　　景泰初年；“南雄之货过岭者益多，驮担者可得厚利……。南货过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货过南者，直至南雄城下……。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过南者月无百驮，过北者日有数千。”因此，南雄驮担者利厚，而南安驮担者利簿，两府“民起私争,杀价狼籍”,两府因诉讼公文往来频繁, 商旅不通，“交病之凡二十年间” 成化十四年(1478)两府仍议定利益均沾，两地往来货物皆于中站交换。嘉靖三十一年(1552)， 官府又修建中站城，以便货物屯聚和中转。
　　盐是明代大宗往来的商品之一。洪武三十年(1397)， 粤盐行销江西南安；赣州、吉安、临江四府。其后与淮盐争，行销三、四府不定，估算行销江西有12万引，约三千万斤。加之袁州、端州等地均私食广盐，实际销量恐怕还不 少于此数。万历十三年(1585)，有人主张吉安收食淮盐，屯盐金事陈性学力否此说，说：收食淮盐，“将使广之南雄路萧条，海滨商艚或缘而生变，非两藩之利也”。 明代，佛山是全国有名的铁器产地，许多外省大商人都来佛山采购，明人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发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除盐铁外，广东出产的陶瓷、锡、荔枝、龙眼、糖、蒲葵制品、箱、藤、席、蜡、香料以及国外进口的番椒、苏 木、宝石等商品，经梅岭商路而大量进入国内许多市场，而 外省的粮食、丝、茶、棉布、木材等也经梅岭商路而大量进入广东。隆庆二年(1568)，太平关(今南雄城河南桥)抽收 来往货物的商税银达4．2万两，其中抽收自南而北者3万两，自北而南者1．2万两。万历六年(1578)太平关抽取的商税铁课银达4．3万两，占全国各大关卡税收总银 两的38％，仅次于山东。由此可见，梅岭商路货物运输 之繁忙。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频仍，梅关成为清军与南明军队的争战之地，梅岭道上的商贸往来一度萧条，“贾商裹足空市厘”，康熙年间才逐渐恢复繁华，“物换时移风鹤定，上游渐复称繁盛，横蒲关头马似龙，凌江渡口帆成阵”。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海禁，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全国各地的商品都要集中到广东出口，广东与内地之间的商业网络空前发展，国内统一市场日益形成，梅岭商路更趋繁忙。每年“肩货来往于岭南者不下十万人”。梅岭商路上“酒肆饭栅，沿途相望，负重者随时可觅饭食”。共有七条街市：小岭、中站、火迳、灵潭、里东、石塘、沙水。嘉庆十一年(1806)三月，杨炜游梅岭看到的情形是：“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旋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这些商人每年十一、二月到广东，翌年四、五月北返，常年经商贸易，使整个国内市场网络活跃起来。
　　清代，盐仍然是粤赣两省交往的大宗商品。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盐始行销江西南安、赣州两府，嘉庆、道光年间，南雄的雄赣埠商人每年行销江西盐引2l988 道，约607万斤。光绪、宣统年间，雄赣埠配销盐引 14．6万包，约2千万斤。
　　梅岭路上，每年官员经过，解运贡品，往来络绎，需使用役夫约以万夫，以致当地百姓不胜负担。据《清文献通考》记载：广东额解贡品有；高锡3．36万斤，白蜡1.26 万斤，点锡21．17万斤，以及其它大批贡品；加上海外诸国进贡的就更多了。锡、铅多为海外进口，民间需求量也大。清初，广锡“捆载而过梅岭者踵相接”。曾有两个浙东 商人在广东一次购买“洋锡”1．5至1．8万斤，运在苏州、扬州发卖，加上他们在梅岭途中打捞起以往过路客商 失落的“洋锡”，实际运到苏扬发卖的“洋锡”共达6至7万斤之多。清代，欧美各国在广州大量购买南京的棉布，仅乾隆五十一年至道光十三年(1786—1833)的48年中，就购买了4462万匹之多，这些棉布都是经梅岭商路运抵广州的。此外，南北交往的货物，据道光十三年(1831)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报道，内地运至广州的有：浙江的丝织、纸、扇子、笋、枣子、金华火腿、龙井茶；江苏、安徽的绿茶、丝织品；山东的水果、蔬菜、药材、酒、皮货；山西的皮货、酒、麝香；直隶的人参、葡萄干、枣子、皮货、鹿肉、酒、药材、烟草；湖南、湖北的大黄、麝香、烟草、蜂蜜、苧麻、鸣禽；江西的粗布、苧麻、瓷器、 药材；河南的大黄、麝香、杏仁、蜂蜜、靛青。从广州运回的商品有：鸦片、布匹、欧洲皮货、钟表、毛织品、洋货、进口杂货等。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南北往来改由海道，但粤赣两省往来仍以梅岭路为中枢。民国10年(1921)梅岭商路上仍“荼亭饭店，一里数间，贩客往来，日计盈万”。 江西的土纸、大米、红瓜子、板鸭、香菇、桐油、中药、瓷器、木材、钨砂大量南下，而北上多是洋货，有盐、璃玻器皿、糖果、海味、棉布、洋蜡、火柴、洋油、粗铜铁器等。 仅土纸一项，交易量就有10万担，值银50万两。 民国29年，浈江河上往来大小民船约有300艘，每艘载重七八千斤至四万余斤，以载重万余斤为最多。同年，县城有商店1250间，营业额1650万元(法币)。由此可见，民国时梅岭路仍然是一个货运繁忙，商业繁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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